公司已被注销 她背上公司472万债务？ 成都女子以对方进行虚假诉讼为由提请再审被驳回继续申诉 天津市滨海新区法院塘沽审判区：应提起再审，已交滨海新区院内审查

上为一审法院案卷的传真件合同，下为回传件

成都市民邓萍没想到，2015年公司注销后，因为公司的一场纠纷让自己背上472万的债务。9年前，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瓦特斯）起诉邓萍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并胜诉。今年1月，邓萍以天津瓦特斯以虚假合同进行虚假诉讼为由，向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经过4次听证会后，以“超过六个月期限为由”，驳回申请。

“从现有证据来看，本案涉嫌虚假诉讼。”邓萍代理律师苏杨说。12月3日，一审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审判区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该审判区认为此案应该提起再审，目前已经提交滨海新区院内审查，会尽快给当事人一个时间表，推进案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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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停止经营 收到传票，被起诉拖欠货款230万

2014年6月，邓萍和丈夫洪联合收到法院传票，夫妻俩曾经经营的成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瓦特斯）拖欠230万元货款，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天津瓦特斯向武侯区人民法院申请成都瓦特斯强制清算。

“我们公司2007年就停止经营了，经营期间账务结清，从未有过任何纠纷，怎么会拖欠货款呢？”洪联合说，妻子邓萍是成都人。2003年，妻子作为法定代表人成立成都瓦特斯，专门代理销售天津瓦特斯生产的阀门。

洪联合说，双方订货下单流程是，每一次自己下单，天津瓦特斯拟定订货合同，盖章传真过来，自己公司再盖章回传，后面再邮寄盖章原件到天津。“厂家将货物发到成都，我们再组织人到车站去提货。”洪联合说，货款则是采取滚动式回款，每个月按照厂家的计划回款，“如果不按照计划回款，立即取消你的代理权”。

洪联合说，合作期间，大家关系和睦，从未起过任何纠纷。2007年，老板欲将企业转手，洪联合不想再经营。2007年12月24日，成都瓦特斯转完最后一笔5万元货款，结束了双方的合作，公司并在2008年注销了税务登记。此后，洪联合一家回到厦门，在那边开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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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销 两名股东背上500余万元债务

洪联合说，他委托律师把案卷调取出来，导致妻子背上债务的是一起2009年的诉讼。当年12月，天津瓦特斯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成都瓦特斯支付2005年的一笔货款。

在起诉书中，天津瓦特斯称，2005年7月21日，双方签订了《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加工定做合同》（以下简称《2005年定做合同》），约定天津瓦特斯定做阀门，总价款235.2万元，后来天津瓦特斯交付了货物，成都瓦特斯仅仅在2007年12月24日支付了5万元，一直拖欠剩余的230.2万元，要求支付剩余货款和利息。

由于成都瓦特斯缺席审理，2010年滨海新区法院作出判决，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后判决生效，天津瓦特斯申请强制执行，但是案款未到位。2013年1月29日，因未按照规定参与年检，成都瓦特斯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

2014年6月，天津瓦特斯以债权人身份，向法院申请对成都瓦特斯进行强制清算。

“我们认为这是假的诉讼，当时律师给我们的建议有两条，第一，到天津去推翻原来的判决；第二，就是按照天津公司的要求，组织清算，清算完了公司没有财产，自然债务就灭失。”洪联合说，公司早就没有经营，团队解散，为了尽快解决此事，他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可是，由于公司停止经营许久，财务数据丢失。2015年10月27日，他选择在报纸上刊登注销公告，通知债权债务人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但未书面通知天津瓦特斯公司。

对于这一做法，洪联合解释说：“我们认为天津瓦特斯是虚假合同、虚假诉讼，为什么要通知他？何况，我们完全按照工商局提示操作注销公司。”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操作，将公司债务转化为了股东个人的债务。

2017年10月10日，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于股东对财务资料保管不善，未书面通知债权人天津瓦特斯，清算报告不能反映公司财产情况，有损债权人利益，邓萍和另外一个股东一起承担债权人损失，承担230.2万元的货款和利息。

二审维持原判。今年7月，因为法院强制执行，洪联合夫妻俩只得凑了472万，另外一名股东被执行了38.7万，将天津瓦特斯230.2万元货款和近10年利息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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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质疑： 一份单方面盖章合同，官司怎么赢了？

钱虽然给了，洪联合心里不服气，他认为，从头到尾，货款案件就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虚假诉讼，对方凭一张单方面盖章的合同，法院怎么就判对方赢了？

洪联合质疑说，从时间逻辑来看，第一，若2005年的订单真的存在，成都瓦特斯怎么可能直到2007年底合同时效已过期后才仅支付5万元？其二，若这笔订单真的存在，且成都瓦特斯拖欠了货款，双方为何继续后面2年的合作？为何前面和后面的款项都付了，单单案涉的这笔订单没有支付？

邓萍代理律师苏杨说，从法律程序来看，此案也存在诸多疑点，双方公司是合作关系，天津瓦特斯一直都有成都公司法定代表人邓萍的联系方式，该电话从未更换过，起诉时，原告仅仅提供座机电话，天津瓦特斯向法院申请公告送达起诉书。

“一般来说，起诉时候会尽量找到被告，实在找不到时，法院选择公告送达方式，但是原告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之，让法院尽量不找到被告，让被告失去抗辩的权利。”苏杨说，由于成都瓦特斯不知道有起诉，缺席了审判。

而最大的疑点，出现在天津瓦特斯出示的关键性证据——《2005年定做合同》，这是一份只有天津瓦特斯单方面盖章的传真件合同。“凭一份只有原告盖章的传真件合同，法院如何认定这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法院审判，光有原告单方陈述和举证是不够的，承办法官在庭审中应当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尤其对于瑕疵证据应当要求举证一方作出合理解释。”苏杨说，在法庭调查环节，仅有原告的陈述和举证，就结束了庭审过程，缺乏法庭调查。也就是说，程序上有法庭调查，但实际上对事实部分没有调查。

11月28日，苏杨向记者提供的《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显示，原告陈述了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随后举证，证据包括《2005年定做合同》、成都瓦特斯支付5万元凭证、天津公司货物出门证等5个证据，然后结束了法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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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听证会后，天津二中院驳回再审申请

因不服此判决，2018年1月，洪联合经过多方努力，调取了自己公司给天津瓦特斯的付款记录，2005年3月16日至2007年12月24日，成都公司共向天津公司支付558.4万元，其中，在《2005年定做合同》签订后，成都瓦特斯一共向天津公司支付366万，超过诉讼中的235.2万。

去年4月，邓萍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天津二中院受理申请，并先后经过四次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法院让天津瓦特斯举证，这366万对应合同，可对方一直举证不出来，对方让法院调取发票，也无法说明发票对应合同的关系。”苏杨说。

苏杨说，听证期间，应天津二中院要求，天津瓦特斯提供了《2005年定做合同》的回传件，这份回传件遭到了审判长质疑，回传件中天津瓦特斯的盖章位置与《2005年定做合同》截然不同。“在听证会上，天津公司承认，这份回传件是后面补的”。

2019年4月11日，天津二中院做出裁定，以邓萍的再审申请超过6个月的期限，驳回再审申请。

今年5月，邓萍向滨海新区塘沽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并同步向滨海区监察委员会举报法院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向滨海新区法院塘沽审判管理委员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申请。

6月27日，检察院做出《中止审查决定书》，以申请人邓萍向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举报，该监委会正在调查处理过程中为由，中止审查。

“启动案件的再审程序有三个渠道，第一、是上级法院裁定提审或指令重审；第二、检察院依法抗诉；第三、作出判决一审法院的院长纠错程序。”苏杨说，目前只剩下院长纠错程序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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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瓦特斯回应：合同是真的，除了合同还有发票佐证

12月4日，记者联系上天津瓦特斯总经理邵晓，对于那份传真件合同的真假，他表示，肯定是真的，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

“除了合同之外，我们还有开具那么多发票，这个案子从起诉公司到她个人，历时10年，她去年才提出真假问题，从道理上来说，你觉得可信度高么？如果这个合同是假的，发票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让法院去成都调过档，开的发票都入了账，肯定是真的，法院已经界定好了。”邵晓说，他只简单回答这个问题，具体以代理律师回答为准，并提供了律师电话，不过天津瓦特斯代理律师代表该公司拒绝接受采访。

根据苏杨提供的天津二中院四份《询问笔录》，笔录显示，听证期间天津瓦特斯换了两次律师，四次询问焦点围绕“传真件合同真假”进行。

天津瓦特斯承认，传真件和回传件均没有原件，原审中提供的第一份传真件只有自己公司盖章。

对于回传件的盖章位置与传真件不一致。第二次询问笔录中，天津瓦特斯代理律师回复法官说：“我们给对方传真的那份没有了，我们自己又做了一个，也可能我们之前盖章不清楚，回来又重新盖章。”

第三次询问时，就上次回复，法院再次要求天津瓦特斯确认两份合同是否是同一份合同？其代理律师表示：“存在原件找不到丢失后补的，所以不一致。”

询问记录显示：“存在原件找不到丢失后补的，所以不一致。”

天津瓦特斯说，因找不齐合同，能够完整反映双方交易金额的是自己给成都瓦特斯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能通过获取全部发票来确认双方历史上总体的交易金额，再结合成都公司付款的金额，才能最终确定欠款金额。

“发票可以佐证双方存在合同关系，我们把所有发票找出来，我们总共给对方发货了1024万余元的货物，但对方仅给我们提交了500多万的证据，说明原来的判决是正确的。”天津瓦特斯公司代理律师说。

天津瓦特斯公司坚持认为，被起诉主体是成都瓦特斯公司，邓萍以个人身份申请再审，不具备主体资格，此外，在清算过程中，邓萍已知道货款案件存在，时隔四五年提起再审，超过六个月的再审申请期限，应当驳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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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法院塘沽审判区：应该提起再审

对于此案，滨海新区塘沽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回应说，因为当事人律师向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举报审判人员存在违法犯罪问题，因此需要等待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处理结果，于是对审查予以中止。“我们也是对当事人负责，如果没有调查结果，就简单处理了，对当事人是不负责的”。

12月3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塘沽审判区相关工作人员回应说，10年之前，滨海新区改革，合并了三个行政区，塘沽审判区作为滨海新区法院的派驻机构，承担基层法院的审判职能，使用滨海新区法院公章。

“天津二中院维持原来判决，当事人走法院信访渠道来申诉，我们塘沽区有个审判委员会，经过审判委员会的评查，我们认为应该提起再审。”这名工作人员说，但是按照相关程序，只能由院长发现错误提起再审，滨海新区法院只有一个院长，必须要将此案提交到滨海新区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提起再审，目前塘沽审判区已经提交了，但是还没有讨论，尚未下达再审决定。

“在没有下达再审程序之前，不会停止执行原来的判决。没有新法律文书否定之前判决，说枉法裁判、违法违纪都没法确认。”这名工作人员说，会尽快给当事人排出一个时间表，推进案件有实质性进展。

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实习生 李欢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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