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社区治理的成都方法论？

11月23日举行的“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坛”上，发布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理论研究汇编。其中就包括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城市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艳玲领衔研究的《成都方法论：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实践研究》。

“比起成都经验，中国社区现在正迫切需要的，是成都社区治理的方法论。”何艳玲日前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对“成都方法论”进行了系统解读。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从旧常态到新时代的过渡考验着各级地方政府。”她说，成都社区发展治理不仅是“中国之治”的重要样本，也在为中国理论提供全新的答案。

社区治理不能照搬经验，要学习方法论

红星新闻：社区治理不能直接把好的经验复制过去，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学习先进的经验？

何艳玲：经验本质上是一种与地方相关联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大多数时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这意味着它其实很难传播。比如，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一个特色是慢生活、休闲文化，其他城市机械照搬经验，就能把慢生活的经验都复制过去吗？再比如，成都有许多社区做了院落打造、怀旧记忆等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如果直接把这经验搬到深圳，就一定会遇到困难，因为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没有那么多传统社区，即使复制过去，也难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在社区治理中，不是简单地去学习事实层面的经验，而是要去探讨成都在打造慢文化背后的逻辑——如何基于本土特色，在社区治理中创新和探索，这才是方法论，这种发展逻辑才是通用的。

红星新闻：社区治理走在前面且经验丰富的城市，其实不止成都一个。为什么您觉得成都能形成方法论？

何艳玲：并不是说城市所处的阶段越靠前，就一定能形成方法论。判断的依据应该是，你做的事情是不是你当下应该做的，你有没有把做事的效能做到最大化。

不可否认，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原因，成都现在有一些做法也并非首创，比如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或者党建在社区发展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成都一直在根据自己所处的城市和社区发展阶段，与时俱进、敢于尝试、推陈出新。

“成都方法论”是以党建引领，以人为核心

红星新闻：在您看来，“成都方法论”里究竟有什么？

何艳玲：所谓方法论，一定蕴含着系统科学，还带有一定前瞻性。要进行改革，首先要看决策层的能力和气魄。成都率先成立市委社治委，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专门部门和统筹部门，这是关键的第一步。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发布后，成都随即组建成立了市委社治委，这反映了决策层本身的智慧和能力。

以前社区治理都是定位于一个专项的政府工作，但其实社区是城市最重要的切入口，也是与每一位市民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首要场景。社区治理牵涉众多，没有一个独立的部门可以完全承担。现在由党委来主抓统筹，提高了社区治理的定位，更强化了其工作的系统性，也强化了其资源动员能力。社区治理工作不是传统民政工作，而是全局性的统领性工作，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关键切入点，这也是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基本特征。

红星新闻：这里面关键要素是什么？

何艳玲：最打动我的，其实是成都的人。其中既包括上层领导者的魄力和担当，也包括基层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过去几年，我可以说也是成都社区治理工作的一分子。我每到一个社区，都会发现自上而下，很多人都有很强的使命感，以及做事的担当和责任。我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感受到的工作激情，是很多地方都缺失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因为成都的社区治理走到今天，其实是一个慢慢发展再到飞跃的过程，而政府的观念也是在变化中逐渐淬炼。又比如，成都非常重视社区书记的培养，将社区乡土人才挖掘使用好，将社区各类党员管理好、教育好，同时统筹街道社区、非公、机关、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一个好书记就是一个好社区，这也是强调人的因素。优质人才能帮助决策者实现一些更加具有张力的做法和理念，这也是成都社区发展治理的重要基础。

不仅能创新社区治理，还能用于其他事务治理

红星新闻：市委社治委的成立，也加速了成都在党建上的探索。这是否算得上是成都社区治理的一种发展逻辑？

何艳玲：没错，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让社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空间。成都提出的“城市有变化、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其实就是通过强化居民社会认同，利用文化活动中心引入社会资源，丰富辖区内的居民文化生活，进一步营造浓厚的邻里氛围，创建“熟人社区”。这将为存在不同利益甚至利益矛盾的各种主体实现集体行动、平等合作提供条件。

在此过程中，社会结构得到重塑。以党建为引领，构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核多元、合作共治”社区治理机制，尤其是创新形式多样的治理载体，完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

所以从方法论来看，成都社区发展治理，其创新的“新”不是解决方案的“新”，而是方案是否比原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公平问题、社会信任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也包括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类两难问题。重要的是，基于上述方法论，成都已经在改变过去的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治理生态。

红星新闻：对成都或是其他城市，这个方法论应该如何使用？

何艳玲：需要强调的是，成都社区发展治理是与以前各项改革不同的全新战略性改革。由于新，其改革的意义和重要任务往往很难被意识到。由于社区发展治理的复杂性、系统性和深层性，目前成都各层级政府之间，同一层级的各部门之间还未就其战略性完全达成共识，不同部门、层级以及领导者对社区发展治理推进的力度和深度认识不同，导致实践中发展步伐不一致。作为“上位推动型”改革，决策层对社区发展治理还需要更大力度持续推进。

在此过程中，社治委也可慢慢抽离于非常具体的问题解决，成为城市发展、社会发展、社区发展的顶层规划、多元协调和专业化研究部门，即服务人民和美好社区生活的“发改委”。事实上，城市思维、社会思维不是社会部门才有的工作思维，而是“基于社会本位且用社会路径解决问题”的政府治理思维，它可以用来创新社会事务治理，也能用于创新经济事务及其他事务治理。

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严丹

新闻推荐

成都先导科创板首发上市申请过会

本报讯（彭瑀珩）11月22日下午，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会现场传来消息，成都先导在科创板的首发上市申请成功过会。这是四川省...

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