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成都消防

1933年四川省会公安局印制的防火宣传单

陆离/文 图片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

1939年4月9日，成都市春熙路北段益华百货突发大火，火势凶猛，很快延烧到新蜀、中大民成百货行等8幢大楼。成都东区警察分局消防队率先赶到现场，经过近3个小时扑灭，方将大火熄灭。两天后，东区警察局递呈给四川省会警察局一份“火警报告表”，详细记录了火灾起因，包括漏电起火、起火时刻、扑灭时刻等多项信息。参与救火的人员，除了东区警察局消防队外，还有义务消防人员约400人。义务消防起源于1905年四川通省警察局颁发的规定，因消防人手不够，发生火灾时除专业消防队外，就近轿铺、茶坊，指定轿夫、水夫均有义务协助消防队扑灭火灾。

这场大火造成财产损失15万两以上，所幸仅两人受伤。成都市档案馆保存了当年这份“火警报告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百年前成都消防的风貌。

始于1903 成都消防全国第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国第一支近代消防警察队伍在天津建立。次年，北京、成都、哈尔滨也成立了消防警察队，成都成了继天津、北京之后，全国第三个建立消防队的城市。1903年四月初一，四川通省警察总局正式挂牌理事，但只管成都警务。警察总局初设于帘官公所保甲总局旧址，次年迁至华兴街成绵道署隔壁的皇华馆内，这也是“警察”这一职业首次在成都出现。

四月初一那天，成都警察第一次上街站岗，引来诸多百姓围观。当时警察的服饰仿东洋制，黑色警帽，白色领章，红心黑边肩章，颇为新潮，好奇的人们还去摸警察头上戴的大檐帽。与警察总局一同成立的，还有成都市消防警察队，全队72人，专职扑灭火灾工作。

成都西北郊外万福寺内，原有一金钟，用物叩之，声闻数里。雍正三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令人将其移至成都城鼓楼内，用于防火报警。方伯仓功德题“声震云霄”四字，刻匾悬挂钟楼上。每遇火警，警报四达，效果显著，这就是成都最早的火灾报警工具。

迁至华兴街后，警察总局为消防队修建了“忘橹楼”：楼高十丈，宽四丈五，上下五层，顶悬铜钟。当时的这座“成都第一高楼”，主要用于观测火灾及报警。“忘橹楼”居高临下，瞭望四方火情，凡距离在十里之内均悉如指掌，唯城外需要望远镜方能俯瞰，观测到火情则以敲铜钟、吹口哨作为报警信号。

消防队内，一旦听到钟声口哨，所有在编巡警，不论官弁、巡兵，除留一人看家之外，全体出动，扑灭火灾。平时则晓喻铺户、居民小心火烛，并责成各路局正、牌首、邻佑，一律严加检查。

防火宣传 火灾比盗贼还厉害

民国时期，居民建筑大多为木质结构，生活燃料也以木材为主，火灾频繁。当时省会公安局印制的防火宣传单中，形容火灾是“吾人生命财产的公敌，防备火灾是人人应尽的义务”“火灾比时疫更凶猛，比盗贼还厉害”，告诫百姓：“天气炎热的时候要加倍防范火警，可以引起火灾的物件，如落屑、纸、煤、火柴、蚊烟燃料、干柴等物件，需谨慎处理不可随意抛置。人人家中夜间都要多储蓄用水，以备不虞。不幸有警的时候大家要镇定从事扑灭，不可只顾财物。”

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这张防火宣传单图文并茂，图中的“四川省会公安局”即华兴街警察总局，院内的高楼就是“望橹楼”。在宣传单下方，可以看见几个消防员正奋力灭火，他们手上使用的水带、水枪、水桶、火钩、云梯等均是当时的消防工具，而图中需要两人合力使用的水车名为“水龙”。

“水龙”最早由四川省会公安局从上海购置，后由四川兵工厂仿制21台，派给各消防队使用，是当时最先进的灭火工具。“水龙”相当于现在的消防车，它的主体是一个椭圆形大桶，桶深、桶径都在1米左右，能盛1立方米多的水，桶的底部有滑轮，能随意移动。灭火时，消防员围站在“水龙”四周分工合作，有人负责通过装置将水桶里的水压出，另外的人则将水带接在桶的两侧，桶里的水通过水带喷出灭火，最高灭火高度可达10米。

“水龙”喷射时场景颇为壮观，但由于储水不多，不能持久。火灾经常延烧多户，火势凶猛，“水龙”往往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时候就需要太平缸派上用场了。

老成都城内街口，及深宅大院内放置了1100多口石材打造的水缸，火灾时用缸中所蓄之水灭火，以保人员、财产平安，此物就叫太平缸。成都的太平缸通常直径为五尺，形状或圆或方，警局为此作出规定：每隔几天，就要给太平缸换新水，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时间一久，难免发生懈怠，甚至出现“缸中缺水者十之五六”的情况。为此，1913年警察局专门配置了太平缸的专职管理人员“水夫”，进行日常监督。

火神庙与古代火灾观念

火灾的预防、治理在古代称之为“火政”。自古以来，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火政，但清末以前，国家公众治理中并无“消防”之名称。“消防”一词，是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下诏“变法”，改革朝廷官制，并于1903年决定建立近代的警察机构时，我国方才出现的。

虽无消防之名，但早在宋朝，就出现了第一支由国家建立的专职灭火的部队。这支灭火队伍创建于北宋开封，完善于南宋临安，当时称之为“潜火军兵”。

淳祐十二年（1252年），临安已有潜火军兵20隅、7队，共计5100人，有望火楼10座。现代人通常认为，世界上第一支消防队是1666年英国伦敦大火之后成立的。“潜火军兵”的历史比英国消防队早了400多年，却为何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消防体系呢？其实，这要从中国古代的火灾观念说起。

《左传》中记载，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4年），宋国、卫国、陈国、郑国都发生火灾。郑国大夫裨灶建议用玉器祭祀火神，并说：“如果不采纳我的意见，郑国还要发生火灾。”郑国人因此害怕，请求采纳他的意见，但子产不同意，他说“天道悠远，人道切近，两不相关。如何由天道而知人道？”郑国没有用玉器祭祀火神，火灾也没有再次发生。

虽然子产最早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的唯物主义思想，但遇到火灾，需要祭祀火神，祈福免灾的观念，仍旧是封建时期的主流，由此诞生的火神庙也遍布各州各县。

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董仲舒认为：天可以通过祥瑞或者灾异，表示对君主为政得失的意见。当君主有“功德”时，上天就会出现“祥瑞”之兆，以表示喜庆和褒奖；反之，如果君主政事不修或者国家衰亡之时，就会出现山崩地裂、火灾和日浊等灾异现象，以示“谴告”。

宋代对火灾的认知，深受“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每逢特大火灾发生，皇帝都认为是“上天谴告”，十分震动，或闭殿（不到正殿上朝）、或减膳（吃素）、或撤乐、或广求直言。总之，都战战兢兢，采取相当严肃的“罪己”态度。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五月，荣王元俨宫发生火灾，延烧崇文院、左藏库等，“两朝积累，一朝殆尽”。宰相王旦认为“天灾如此”，他责无旁贷，请求罢去宰相职务。而真宗皇帝也认为自己难辞其咎，须认真反省，于是下了罪己诏，要求臣属直言他的过失。尽管很快查清，是宫女韩小姐与人私通，并盗窃珠宝，畏罪放火潜逃。但朝廷上最终还是强调“天意如此”，除去韩小姐一人处死外，其余牵连百人都不予追究了。

清雍正二年（1274年），广西干旱，时有火灾。雍正给当地官员朱批：“于省中访问火神庙宇，修补完整，选择老诚僧道，敬礼供奉。”当时的统治阶级，把敬火神、修建火神庙作为预防、解决火灾的重要措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建火神庙和祭祀火神之风自然也兴旺起来。

城厢一旦出现火警，火神庙里就立即热闹起来：鸣钟、击鼓、进香、诵经、磕头作揖，一片繁忙；还有人专门对着火神雕像用力扇风，拿羽巾轻抚其面，求它息怒，求它“快兮归来”——因为此刻，火神爷肯定在火灾现场“作法”，只要它回来归了位，火灾就会平息。

“祭祀免灾”和“天人感应”的火灾观念，长久地影响着历朝历代。也正是因为“火乃天谴”的观念，即使出现了好的救火方法和制度，也难以建立起完善的消防体系。

清末至民国时期，随着科学知识开始普及，科学理论逐步战胜封建迷信的火灾观念。《申报》就曾发表《论火灾不关风水》《自来水救火之妙用》《预筹火患说》等文章，批判封建观念，宣传现代化的防火、救火方法，为建立消防警察队伍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独有偶，上世纪成都城内，也有一座火神庙。这座火神庙，位于北大街（现草市街），修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曾经也是香火鼎盛。火神庙与成都北门米市相邻，在那个火灾频繁的年代，许多北城居民来买米时，都会顺便给庙里供奉的“火德真君”上炷香，祈祷家中平安无事。

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一场大火，把北大街火神庙烧了个精光。曾经在庙内虔诚磕头的香客们，看到火神庙被大火焚毁后的一片废墟，恐怕也只能发出“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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