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唐朝音乐之都

□彭志强

最期待的狂欢，是失去的一切复活在文学艺术中。

著名作家王蒙掷地有声的这句名言，在前蜀皇帝王建棺床的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上也有回响。凝固在浮雕上的她们，有的弹琵琶，有的弹箜篌，有的吹觱篥，有的吹横笛，有的打羯鼓，有的敲铜钹，有的摇鞉牢……无声，却胜过万种风情与任何声响。这是她们以石刻艺术复活1100年前的蜀地唐音——唐朝末年蜀国宫廷乐队的锵锵乐舞之音。

只是王建棺床上的浮雕“二十四伎乐”千年以来一直沉睡于成都永陵地宫，没有后世文学作品洗涤，仅有王建爱妃花蕊夫人的五代十国时期系列《宫词》记录过前蜀宫廷的活人乐舞。曾被淤泥长时间埋葬的她们，直到永陵从1942-1943年考古发掘出土，后人才知早已消失的唐代和前蜀宫廷乐舞还有蜀地石刻艺术承载其姿其器原貌。

当永陵变成永陵博物馆，敞开大门迎接八方游人之后，王建地宫就不再冷清与落寞。我第一次走进成都永陵王建地宫，是1998年秋天。当时在四川师范大学结束大一课程，到四川青年报做实习记者，而踏访此地。王建陵墓上一株株柏树气势雄浑，苍翠欲滴，远远望去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步入“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武侯祠刘备墓。走进地宫，除了王建石像，最吸引我的是棺床上的24躯或跳舞或演奏宫廷乐器的乐伎，后世学者口中经常提及的“二十四伎乐”。

我一直好奇，以石刻浮雕留下唐朝宫廷乐舞瑰宝的人，为何是晚唐将军、前蜀皇帝王建，而不是将唐朝宫廷乐舞推向极致的唐玄宗李隆基？

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尽管只是一支凝固的唐朝宫廷乐队，但是清一色的她们仍有一种让人无法沉默的力量，因为她们载歌载舞的舞姿和吹弹击打的奏姿以及众多唐朝宫廷乐器形制，使得千年国人对唐朝宫廷乐舞没有对应办法的“无可奈何花落去”，陡然生成“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惊喜。

成都，凭什么成为唐朝的音乐之都？诗圣杜甫当年在《成都府》《赠花卿》两首诗中书写的“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就是成都作为唐朝“音乐之都”的诗意收藏。杜甫于759年冬天到成都客居，那时的蜀地民间已是热闹非凡的管弦丝竹之音，不绝于耳。王建于907年在成都建立的前蜀王朝，所奏宫廷乐舞更是盛况空前，可以直追唐玄宗引领的盛唐气象。时有前蜀诗僧贯休《寿春节进大蜀皇帝五首》“家家锦绣香醪熟，处处笙歌乳燕飞”，北宋学者张唐英《蜀梼杌》“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对蜀地民间音乐的繁盛进行过形象化的描绘。当然，对于蜀国宫廷乐舞最有发言权的人，是历经前蜀皇帝王建、前蜀后主王衍的花蕊夫人。“太常奏备三千曲，乐府新调十二钟”“管弦声急满龙池，宫女藏钩夜宴时”“夜夜月明花树底，傍池长有按歌声”“蜀锦地衣呈队舞，教头先出拜君王”“尽日绮罗人度曲，管弦声在半天中”“每日内庭闻教队，乐声飞上到龙墀”……这些在王建宠妃花蕊夫人的系列《宫词》作品中，有多处诗句将蜀国宫廷和蜀地民间盛行的乐舞盘活。尤其是“太常奏备三千曲”这句，更是点名前蜀宫廷的音乐官署太常寺准备的乐曲高达三千，即使是如今的情歌王子齐秦、一代歌神张学友也望尘莫及。

那时的蜀地乐舞，实际上奏响的仍旧是难得几回闻的唐音。我说“难得”，是因唐朝末年战乱频发，成都因剑门关的天险，也就是李白说的蜀道难，才能偏安一隅，让王建、王衍父子可以稍安勿躁地享受乐舞。“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忽看门外起红尘，已见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仓惶，朝士归来尚疑误。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即使在唐朝分裂为五代十国的前20多年，从晚唐诗人、前蜀宰相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中依旧可见乱象丛生。中和、广明，皆是唐僖宗李儇的年号。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冬到中和三年（883年）春，黄巢起义军一直霸占着首都长安城，韦庄羁留的东都洛阳城东西南北路人绝迹，皇宫贮藏的珍宝锦绣被烧成灰烬，“紫盖”代指的唐僖宗李儇落荒而逃成为又一个李氏皇帝“李跑跑”，由此可以想见持续不断的战争让宫廷乐舞这种盛世唐音已在多地断绝。不过，唐僖宗这乱世一跑，却成就了时任忠武军牙将的王建。因为王建一路贴身护驾，长安之乱一平定，唐僖宗就令卫将军王建等人统领神策军，负责宫廷守卫重责。这期间近距离接触李儇宫廷乐舞的王建，虽然只是文盲兼莽夫，但是耳濡目染了晚唐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各地纷纷更换国旗昭示唐亡之际，王建也在韦庄等人簇拥下于成都称帝，收纳大量晚唐文臣武将与宫廷乐师及相关后人。在韦庄亲定的蜀国礼制中，唐朝的宫廷乐舞再也毫无顾忌地摇身一变成为蜀国宫廷乐舞。蜀地宫廷乐舞，因此成为延续唐朝宫廷乐舞相对最完整最纯正的一支。

我说相对“完整”，是因为盛唐流行的不少乐器并没有收纳于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这支宫廷乐队。《史记·苏秦列传》曾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搏、踏鞠者。”也就是说从战国传承至唐朝的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至少有这四类中国古代乐器并未出现于王建地宫棺床。尤其是筑和古琴这两件古老的国产乐器，在老百姓身边可谓耳熟能详，在读书人眼里也有“以礼修身，以乐治身”的炙热追求。在王建棺床丢掉这两件乐器，无疑是王衍的无知，或是王朔说的无知者无畏。当然，远不止这些乐器，还有代表龟兹、天竺、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高丽等唐时臣服国进献唐朝宫廷《十部乐》所用的胡笳、唢呐、铜角、铜鼓、檐鼓、都昙鼓、侯提鼓，以及当今还在河南等地传承的方响、四川等地流传的尺八，都是永陵石刻浮雕没有承载的盛世唐音。

从2017年春完成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秋风破》创作，到2018年冬完成诗集《二十四伎乐》、散文集《蜀地唐音》两部书稿，我几乎有长达近两年的业余时间都聚焦于永陵石刻浮雕“二十四伎乐”。

两年来的考察、取证、创作之路，历历在目，固然艰辛。然而，代表唐朝和前蜀宫廷乐队成员的她们，却一直让我内心狂欢。70多年前，传说中的唐朝宫廷乐舞消失千年之后又猛然在永陵“二十四伎乐”石刻浮雕上复活，当年的欢喜至今还在不断生育我的欢喜。如今，我用诗歌、散文述说她们从长安等地流入蜀地的唐音盛衰，考古一样挖掘她们散落各地的音乐、舞蹈、服饰等文明来源，无非是想永陵“二十四伎乐”多一个存活之地。因为穿过永陵地宫的风，还在不断风化她们的表情与手中的乐器，终有一天会让我们无法辨认而泪流满面。

最期待的狂欢，或许真如王蒙所说，先是突然失去一切，然后又在梦里寻她千百度的失落处，复活在文学艺术中。如同，我给永陵石刻吹贝伎写的一首同名诗《吹贝伎》：“她不是花蕊夫人。/我更不是蜀王王建。/她漫长的静止，最多修炼一个瞬间音。/我漫长的沉默，只能稳定这个瞬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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