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都分家产 儿子女儿均分

嘉庆16年（1811）十一月十六日，苏定贵和妻子白氏给5个儿子分家的契约。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光绪25年（1899）五月初八日，王兴达给3个儿子分家，分关中写着他对儿子们的祝福：“自分之后，弟兄永敦和睦，人兴财发。”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道光18年（1838）十月初三日，萧芃春与冯成发签订的分关文书。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光绪24年（1898）冬月十六日，张庆霭给7个儿子分家的文书。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1946年五月初十日，赖海兴与妻子万氏主持两女一子的分家会，分家文书显示3个子女均分财产。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

男女平等，生儿生女都一样。这些现在看来很正常的观念，在过去的宗法社会可不一样。如张家生了一个女儿，她的名字进不了张家族谱，60岁以前不能进张家祠堂。她长大后，如果嫁给李家，只能以“配张氏”的方式进入李家族谱，平常大家称呼她为李张氏。

明清时期，江西、湖南等地多有溺女恶习，即生了女儿就将其溺死。很多有识官员上任当地后，都会对这类恶习进行劝告，甚至进行惩罚。

不过，四川却不一样。嘉庆版《成都县志》记载：“溺女之风最为恶习，惟川省民人，无论贫富，生女必举，此习俗之美者。”

尽管四川人在生儿生女的态度上相对比较开明，对儿子、女儿都充满了爱，但女子还是没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女性权力的崛起》一书中说：“在过去（指清朝到民国两三百年间的农村社会），中国妇女也没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和继承权，家庭财产只能由男性占有和继承，寡妇再嫁不得带走财产，出嫁的女儿也不能继承父母遗产。”

壹

赖家女儿与儿子

公平享受财产继承权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分关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分关，显示女儿享受了本姓家业的平均分配权。

1946年五月初十日，赖海兴与妻子万氏主持分家会。赖海兴生有两女一子，即长女赖正坤、次女赖正清和三子赖正发。

赖家父子同堂商议后，“请凭族戚，愿将祖父遗之业，雷打石坎下山场地土一股，房屋一院，毛家沟尖嘴石山场田土一股，房屋一院，好歹肥瘦配搭均匀，作为天、地、人三号均分……其余家具器皿、物件大小、贵贱好歹轻重，亦作为三股均分。”

并且强调，“并无强弱输赢”，“此系甘愿，并无勒逼套哄等情。”

这表明，在赖家，女儿与儿子一样，能公正、公平、公开地享受到继承权。

这件分关，打破了旧时中国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的说法，也打破了女儿即使能够参与财产分配，其所得也少于男儿的说法，即旧时民间谚语：“男受家产女受柜。”

这件分关没有说赖家的两个女儿是否已出嫁，但从“人口浩繁，用度日重”来分析，赖海兴的两个女儿应该是已经结婚生子了，并且很可能是找的倒插门女婿，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不然“人口浩繁，用度日重”是没有依据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估计是赖海兴的儿子赖正发与两个姐姐的岁数相差太大，赖海兴属于老来得子的那种类型。

在儿子尚幼，而赖海兴夫妇年岁已高的情况下，要维持一家的生计问题，只有通过找倒插门女婿的方式来弥补家庭的劳动力。所以，两个女儿及女婿在赖家辛苦多年，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从“父子同堂商议”来看，赖正发至少已经懂事了，能与父亲坐下来郑重其事地商量家庭大事。或者是赖正发已经结婚成家，这个大家庭出现了3个小家庭，从而有了“人口浩繁”的说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家，已经势在必行了。

尽管如此，赖海兴能将两个女儿与儿子同等对待，均分家产，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件分关显得弥足珍贵。

贰

自己留置部分产业

还给两个夫人留置财产

光绪24年（1898）冬月十六日，张庆霭主持7个儿子的分家会，这是一次比较特别的分家，分关文本字数也较多，显得比较复杂。

张庆霭有两个夫人，原配夫人魏氏，给他生了张承镐、张承徽、张承馨、张承涵、张承道、张承学、张承经7个儿子；侧室谢氏，没有子嗣。

所以，这次分家并非像其他人家那么简单，张庆霭不但要给7个儿子分产业，还要考虑自己和两个夫人的养老问题，以及如果今后谢氏生子，要给谢氏的儿子留置产业。

张庆霭家大业大，平时应该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物，说一不二。

首先，张庆霭给自己留置了一部分产业：“予除留五显庙买汤有勋一契，二郎庙卢成桂所佃水田、地租、房屋系三股之一。”“又麻石桥买廖显瑞契内，予除留旱地十三亩，地租钱归予手收用。除留小草房屋一院，又在二郎庙买林均富契内除旱地二亩，每年地租钱等收用纳。”“所有各会账目概归予料理，不与七子相涉。”“至于老蒸尝、私蒸尝田地房屋，异日分受一子一分，不得异言。现居二郎庙瓦房屋一院，作为予之尝屋。买林均富文契，归予执管。”

提留产业后，就“将各处水田房屋逐一注明，配搭均匀，以昭公允”，分作七股，进行拈阄分家。

拈阄后，又出状况了：有的儿子不想要田。对此，张庆霭非常大度地说：“今凭族证，我七子嗜好不一，有欲务农者，有欲贸易者，我二老（即张庆霭和魏氏，下同）也听其各子自便。”

其中，张承道不愿要田，而愿务农，所以，张庆霭就给他1000两银子，张承道“所拈荣字号两处之田，俱归二老蒸尝”。

张承学也是不愿要田而想务农，张庆霭也给1000两银子，张承学“所拈大字号两处之田，亦归二老蒸尝”。

难得的是，张庆霭还充分为两个夫人考虑了养老问题：“每年拨五显庙汪佃拨出租谷二十石，归原配魏氏作为零用。又在五显庙张佃拨出租谷二十石，归谢氏作为口食。”

两个夫人每年的养老粮都一样，20石，看起来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在说法上，却体现出原配和侧室在地位的区别。

魏氏的叫做“零用”，谢氏的叫“口食”，这样的说辞有什么讲究呢？零用，相当于零用钱，不是主要的，魏氏每年的20石粮食，是用来零用的，因为她主要的生活来源，是跟张庆霭在一起，从张庆霭那里得来；谢氏是口食，即赖以生存的主食，谢氏每年就只有这么20石粮食，没有别的生活来源了。

学者汪洪亮认为，张庆霭之所以在分关中如此区分，一是原配魏氏与他相濡以沫，含辛茹苦，共创家业，感情颇为深厚；二是魏氏生了7个儿子，在传统注重香火的社会里，可谓居功至伟，而且7个儿子都已长大，魏氏的实力不可小觑。

不过，张庆霭也为谢氏考虑到了更周到的一步：“谢氏异日若生有子，照七股酌量均分，另立约据。”

这件分关后面有多个补充注明，其中一项注明是：“七子名下长女由十二岁起，每年尝内帮给棉条十斤，苧麻六斤，给七年而止。”

这很能体现张庆霭观念中的另一面，即对家族女子的重视。只要孙女长到12岁，他就从自己提留的产业中拿出棉条、苧麻给她，一直到她18岁。

为什么给棉条、苧麻呢？旧时女子在家主要从事纺织事务，这也是鼓励孙女们学习这个传统的工艺，以便出嫁后有一技之长。

叁

好哥们合伙置业

10多年后分割产业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至今的31件分关中，有一件比较特殊，不是家庭分家，而是两个合伙人的分离。

道光18年（1838）十月初三日，萧芃春与冯成发在分关中写道：

“立写合同剖分合伙田地、房屋基址文约人萧芃春、冯成发。情因道光五年，伙买大面铺，地名九间房田房一处，系薛友凤卖出，实载条粮银一两二钱正，粮名冯萧盛，契约是义盛出名承买为业。至今一十四年。二人商议，愿将此伙买一契之业，分作二股，以仁义二号各分一股，凭众看明田房……”

这件分关表明，在道光5年（1825）时，萧芃春与冯成发合伙，从一个叫薛友凤的人手里购买了大面铺地名九间房的一处田房。这份产业包括一块田土和一院瓦草房屋、一院草房。

从“粮名冯萧盛”、“契约是义盛出名承买为业”中可以看出，萧芃春与冯成发是合伙投资购买这一处田房的，是用来投资的。“义盛”很可能是两人成立的一个带有现在公司性质的机构，萧芃春与冯成发是这个机构的合伙人。

在萧芃春与冯成发合伙购买这一处田房10多年后，道光18年（1838）十月初三日，两人商议，愿将这份产业分割，各自分管。

因系两个关系要好的哥们合伙置业，为体现两人的友好关系，以“仁”“义”作为两股的标号。

“仁”字号的产业包括田土的一部分，一院瓦草房屋，4口堰塘。堰塘灌溉田亩，与“义”字号没有关系，全部归属“仁”字号所有。

“义”字号的产业也包括田土的一部分，一院草房，碾子、楼房、垣墙俱全，还有一口大堰塘，用水灌溉田亩，与“仁”字号无关，产权及使用权全部为“义”字号所有。

相对来说，“仁”字号的产业要比“义”字号的产业弱一些，所以，谁拈到“义”字号，要补“仁”字号60千文铜钱。

最后，经过拈阄，冯成发拈到了“仁”字号，萧芃春拈到了“义”字号，萧芃春补给冯长发60千文铜钱。

两人合伙的这份产业，在产权证明上，有一张当初从薛友凤手里购买而形成的印契，由萧芃春收执；另有4张老契，由冯成发收执。

分关中最后写道：“自分之后，各管各业，界内或日后诸事生端，务将新旧印契讨约拿出，看明清理后仍各收各约。恐口无凭，立合同各执一张为据。”

虽然大家哥们一场，但很多事情还是要先说不乱，白底黑字写清楚，各自心里才踏实。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尤其是对合伙人而言。无论古今，概莫能外。

肆

父母对子女的叮嘱

除了祝福也有明确要求

分家，分得开的是家财，分不开的是血缘亲情。也就是说，分家析产只是一个家庭经济利益上的分割，但家庭成员共同的文化、信仰、习俗是分不开的。尤其是作为长辈的父母，面对“翅膀硬了”的儿子们，那种莫名的伤感情绪，会在分关中有一定的体现和流露。

一般来说，面对儿孙满堂，长辈对儿孙们更多的是祝福，希望分家后，每个小家庭都兴旺，这样的话，整个大家族才兴盛。

光绪24年（1898）冬月十六日，张庆霭主持7个儿子的分家会。分关中，最后写上了他的祝福：“自分之后，各管各业，惟愿人人发达，房房富贵，为农为贾，畊九余三，一本万利，上焉光祖德，下焉裕后昆，庶不负予分授之意也。”

光绪25年（1899）五月初八日，王兴达给3个儿子分家，分关中写道：“自分之后，弟兄永敦和睦，人兴财发。”

光绪29年（1903）八月初六日，王联富夫妇给4个儿子分家，在以遗嘱形式写成的分关中叮嘱说：“自分之后，愿尔弟兄四人房房富贵，永远发达，早斯衍庆，瓜瓞绵绵，万代兴隆，奕世其昌。”

民国30年（1941）二月初二日，陈德杰夫妇给5个儿子分家，最后写道：“自分之后，房房发达，户户千祥，子孙绵远，永世克昌。”

看得出来，虽然说法上有一些细微差异，但其核心思想是差不多的，也可以说是当时分关中的惯用措辞。

不过，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大家庭即使儿子众多，但只要大家和睦相处，没有闹出多大矛盾，是不会走到分家那一步的。分家，意味着家庭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只有大家分开，才能缓解矛盾。

所以，长辈在主持分家的时候，除了祝福，也要提出明确的要求和警告。口头上说了，还要写进分关中，作为今后的凭证。

1913年冬月初二日，张礼义给4个已经成家的儿子分家，用了较多字句提出警告：“自分之后，不得反悔再分。各管各业，各归各界，不得以大压小，亦不得以强欺弱。日后或富或贫，天也命也……弟兄甘愿，并无强屈。”

张礼义的这些话，说得很严厉，表明家庭内部矛盾已经闹得很凶。作为家长，张礼义实在没有办法，内心的悲凉跃然纸上，“日后或富或贫，天也命也”。分家后，你们是富是穷，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那都是你们的命！

民国34年（1945）四月二十日，李世益夫妇给6个儿子分家，分关中有这么一句话：“今恐人心不古，故书分约六张，扣立合同，各执一纸，永远存据。”

“今恐人心不古”，这句话在土地买卖契约和阴地送讨契约等文书中较为常见，在分关中出现这样的话，倒是罕见，很是耐人寻味，说明李世益对6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已经看得很透彻了，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对他们提出警告，敲个边鼓。

其实，在不少分关中，长辈的祝福和警告是写在一起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1928年闰二月二十七日，邹陈氏给两个儿子分家，分关内容文字不多，但邹陈氏给两个儿子的祝福和警告文字，基本上占了1/5的篇幅：

“此系自分以后，各奋前程，各做各事，各账各明，不得以强欺弱，以大压小。惟愿尔弟兄家，虽分而心未分，犹如花分院而亦妍，树分枝而亦蕊。许汝弟兄发发富贵，代代荣昌。”

这件分关是一个叫黎翰先的人写的，写得很有文采，把一个孀居的农妇对儿子的爱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既是热切的期许，也是一种家族教育。

民国35年（1946）五月初十日，赖海兴与妻子万氏主持两女一子的分家会，分关中最后写道：“自分之后，各管各业，不得己强侵占，亦不得横行反悔。此系甘愿，并无勒逼套哄等情。但愿自分之后，各显门庭，大振家业。”

赖海兴夫妇也是先警告，再祝福，慈爱之心，表露无遗。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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