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过往翻版更不是拍脑袋决策 “破釜沉舟推动产业功能区建设这场革命”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引发国内普遍关注，更令成都兴奋。

这次会议提出，鼓励和支持大城市发展，提高大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和经济要素的集聚能力。这样一个大方向与特大城市面临的“大城市病”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规划建设产业功能区，优化空间布局和重塑经济地理，成都，正在进行这一转变城市和经济工作方式的革命。

产业功能区就是要通过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吸引集聚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物流等要素高效配置和聚集协作，形成集生产、研发、居住、消费、服务、生态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城市社区。其根本目的是有效破解传统园区“重生产发展、轻生活服务”“重项目数量、轻企业协作”“重地理集中、轻产业集聚”等问题，着力解决产城分离、同质竞争、公共服务不配套、基础设施不专业等现实问题。成都建设产业功能区，就是要通过科学布局，尽量减少人的生产生活、企业生产运行对大城市公共空间的无效占用和浪费，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本地配套、就业人群在本地消费。

对成都来说，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尚无标准答案的开放性课题。回答好这个问题，必然涉及观念重构、机制重建、政策重塑等一系列问题，既不能照抄已有概念，翻版过往，也不能拍脑袋决策，一蹴而就。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在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对工业区的建设和调整。以往无论是以低成本、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的工业集中区1.0版本，还是以优惠政策引导和产业补贴吸引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为主的高新区2.0版本，都是以企业规模集中为导向的单一经济组织方式，普遍存在定位不清晰、功能不完善、职住不平衡、资源不集约的问题，特别是割裂了“人城产”之间的关系，造成生产与生活的失衡。

随着对产业升级和城市规律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转型发展已是势在必行。成都彻底扭转产业园区的思维，以提高功能复合率和宜业宜居度为导向，向3.0版本的产业功能区转变，做强产业功能，补齐生活短板。

过去的两年多，是一个不断地探索规律、把握规律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概念策划、理念内涵、实体形态到体制机制的逐步深入推进的过程。

2017年7月，全市产业发展大会上明确提出要规划建设产业功能区，两年多来先后召开五次产业功能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持续深化认识、积极探索规律、订立制度规范。着眼于高点定位系统谋划，第一次会议提出了“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功能、支撑在园区、机制是保障”的总体思路。着眼于战略目标精准施策，第二次会议鲜明提出以“人城产”逻辑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营造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生活生态和政策生态。着眼于创新发展培育竞争优势，第三次会议提出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转型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产业功能区建设的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着眼于遵循规律科学作为，第四次会议提出要切实解决认识局限和思维惯性，秉持一个产业功能区就是若干新型城市社区的理念，塑造未来城市新形态。着眼于理念深度交流凝聚合力，第五次会议强调对产业功能区建设战略意义的再认识，重申产业功能区成败的关键在于思想观念变革和体制机制变革。

随着产业功能区建设工作五次领导小组会议的渐次推进，成都的产业功能区建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思路愈加清晰；从战略谋划到战术推进，局面已然打开；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内涵日益丰富。

规划建设产业功能区，对于成都来说，不是过往翻版，更不是拍脑袋决策。

这是转变城市和经济工作方式的一次革命，是优化空间布局和重塑经济地理的重要抓手，是克服“大城市病”丛生和区域发展同质化的治本之策，是构筑区域发展比较优势和中心城市核心优势的战略支撑，是成都面向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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