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郎金七百年的金器窖藏之谜

“李四郎八六出门金”金牌。成都博物馆供图

宋代金牌展览柜。

成都博物馆关于钱币与交子的介绍。

姚九郎金牌。

原保和乡斑竹村8组村民、74岁的蒋思友指认当年宋代金牌发掘处。

李四郎金牌。

李四郎金钗。

□冯荣光 文/图

在成都博物馆新馆“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两宋历史文化展厅，展出了原金牛区保和公社出土的宋代窖藏金器：金牌、金铤、金钗。这批文物自1977年发现，40年后才在成都博物馆首次亮相。成都博物馆为什么给予它们如此高规格的展示地位呢？它们的文物价值如何？

对此，《成都市金牛区志（1960-1990）》第二十五篇第三节“出土文物”中有所记载：“斑竹村金器窖藏。1978年，保和乡斑竹村农民改土时发现。窖藏距地表0.8米，内装一只施酱色釉的双耳罐。罐口压以青砖。罐内装金器74件。其中金铤70件，金牌2件，金钗2件，共重4062.9克。”

如今，出土窖藏金铤、金牌的地方早已不是当年的郊区乡村模样了，中环路锦绣大道一座跨越驿都大道（老成渝公路）的立交桥改变了周边一切。原保和乡斑竹村8组村民、74岁的蒋思友带我到现场，指认发掘地点，向我讲述“李四郎金”出土的情况。

一

晋州李四郎开金银铺商号铸造金牌

1977年，保和公社斑竹大队正在农田改土，老成渝公路北边是一个干枯的堰塘，一条高约1米的堰埂需要挖掉，平整出一块土地来。堰埂上有一笼竹子，旁边是个小小的土地庙。社员们将竹子砍了，土地庙也挖了，堰埂的黄泥巴土很板结，要用钢钎杀下去，再把土撬松。有个社员挥动钢钎杀下去，听到一声响，撬开土一看，是个瓦罐。瓦罐已经被钢钎戳烂，露出里面泥浆混合的东西。有人拣起罐里的东西，拂去黄泥，说是一块黄铜。有人拿着反复看了看，认为是黄金。“挖到黄金了！”消息一传开，队长李忠诚立即向保和公社报案，公社和大队立即通知社员把拣到的东西全部上交。

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保和公社出土文物宋代金牌、金铤和金钗，就是当年斑竹大队社员钢钎“凿”出来的。金铤呈长方形薄片状，金牌约呈方形上方有孔，金铤和金牌上分别标有“李四郎”“晋李四郎金”“晋姚九郎金”“李四郎八六出门金”“华州田”字样的钤印铭文。

为什么每块金牌、金铤上都要打上钤印文字呢？在宋代，金牌铸有姓氏或名号，表明这些金银铺号皆属私立，虽非官方，但经官方认可了的合法经营户。宋代的金银铺号大多为私立，受官方鼓励、支持和监督，官方可以从金银铺中收取一定比例税金，铸造这种货币可使官私方都获取很丰厚的利润。另外从商业角度来说，留下这些店铺商号、工匠人名，既是对社会商业信誉的维护，也是商号对买主的质量负责，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产品质量有问题，便可追溯到生产商号。

其实，在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及金银首饰上打上或烧制上地名或工匠人名，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这种惯例。比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漆器，就刊有“成都饱”“蜀都郡工官”“蜀都西工”等铭文。只是到了两宋时代，随着经贸的发展，更加风行一时而已。

金牌上“晋李四郎金”“晋姚九郎金”标示是晋州李四郎和姚九郎金银铺商号铸造的，宋徽宗政和六年（1117）撤销晋州升格为平阳府。据此可以认定，李四郎和姚九郎金牌应是北宋时期铸造的，北宋时期的金牌出土文物极其少见，因此尤显珍稀。华州与晋州相邻，还包括附近的金州，都是宋代金牌铸造的加工地区。

二

八六出门金宋代经济税制重要实证

两宋时期，黄金在市面上开始流通，金牌、金铤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主要体现于赏赐、保值和贮藏、商业支付，以及纳税。

《玉堂杂记》为南宋周必大所作，是根据他在孝宗朝任翰林学士期间的随笔记录整理编辑而成的。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有“例赐牌子金百两”的记载，这是指南宋政府对官吏的赏赐。宋人所著的《云仙杂记》卷五《金牌盈座》曰：“河间五夜饮，妓女讴歌一曲，下一金牌。席终，金牌盈座。”用金牌打赏，这是对歌伎的赏赐，不同一般的重赏。

北宋后期，宋、金处于战争状态；南宋中期的宋蒙战争，社会处于动荡时期，人们都愿兑换金属或贵金属货币以求保值，民间向来就有贮藏金银以防不测的习俗。南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就有出土金牌的记载：“李园者以种圃为业，初甚贫。一日挥锄，忽粪土中有声，掘得一瓮，皆小金牌满其中。”

以成都地区为例，1972年彭县出土唐代窖藏铜币3300公斤，1982年新都县黄田村出土唐代窖藏汉至唐代钱币16.5万枚，1985年彭县九尺出土清代窖藏银锭22677克。在国内其他地区，金牌、金铤的出土形式也大多为窖藏。所以将贵重的金银货币埋藏在地下，从古至今都是认为防盗、防匪、防战乱最保险的方式。

在商业流通中，因为金牌特别标明了黄金的成色和含量，为买卖双方提供了可信的标准，有利于公平交易。金牌是信得过的货币，承担着高额货币支付的功能。从国内出土的金牌、金铤中，涉及金银铺号竟多达10余家，反映了两宋时期金牌、金铤已广泛铸造，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内使用。

出门税是两宋时期的一种商税。宋代商税分“过税”与“住税”两大类。

“李四郎八六出门金”铭文，反映了南宋金牌用于纳税的历史事实。这枚金牌极其少见，因是“出门金”，金牌的成色不是足赤，而是“八六”成色。出门做生意，行商要交纳“出门税”，两宋时期商税征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是在各城门口设置税卡向行商“逐门收税”。《宋史·食货志》：“行者买卖，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就是说，行商要交“过税”，店商要交“住税”。保和公社出土的“李四郎八六出门金”金牌，是宋代经济税制的重要实证，对研究宋代经济具有较高的价值。

继成都市金牛区保和公社斑竹大队出土宋代金牌、金铤后，在省外也陆续有所发现：

1978年，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茅山窖藏出土一批宋代金牌；

1979年11月，在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百花井西侧扩建施工工地上，出土了一批南宋窖藏金牌和金铤；

1997年3月，山东省兖州市建筑公司在城区文化东路施工，出土宋代窖藏金牌26枚；

1999年，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与定安路交叉口出土一批南宋金牌、金铤，被杭州市博物馆收藏。

三

铁钱到金牌成都地区市场流通演变

这些金牌、金铤的出土，为研究我国两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流通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宋代金牌目前发现极少，继保和斑竹发现后，在四川各地还没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黄金一般不作为货币使用，而是作为建筑、艺术品的原材料。在唐宋时期，黄金开始成为流通货币。唐宋时冶金业的发展使得青铜的生产量猛增，铜钱变成低廉货币，而稀有的金银在宋代跃升为高额货币。

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在宋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货币区，被称为“铁钱区”，即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铁钱。然而，铁钱笨重，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中写道：“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

买卖双方若是进行大额交易，货币需求量大，铁钱就相当不方便了，成都人为此发明了纸币“交子”，顺应了市场流通的需求。金牌作为市场流通的高额货币，虽然没有纸币“交子”在市面上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它的价值贵重，拥有者仅为巨贾富商，显而易见只能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流通使用。保和乡斑竹村出土的这批北宋时期的金牌、金铤，足以说明金牌在成都地区市场流通的情况而载入宋代货币史中。

金牌是研究我国古代贵金属货币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宋代金牌又是贵金属货币体系中较为少见的品种之一，由于传世的寡见和出土的稀少，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和缺乏了解，宋代金币的形成有币、锭、饼、牌、笏、瓜子金等等，其中以“牌”最为少见。

随着唐代货币系列化完成的继续和两宋贸易的扩大发展，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于是，逐渐在市场上广为流通了。而宋代金牌避免了以上的诸多不便，打制成一定规格，一定重量的小块，打印上代表自己店铺商号的文字，打印上其重量及含金量，用自己的信誉保证它的成色和重量准确无误。又采用统一标准，在各地市场上流通，一时间，各地商号纷纷仿效。

宋金牌使用情况除了上述主要广泛用于商业支付外，还有一个作用即交纳赋税。值得重视的是宋代金牌中的“出门金”，我国出土宋代银锭上发现铭文为“出门税”的，已屡见不鲜，“出门金”却极其罕见。从目前考古出土文物来看，仅见成都保和斑竹、江苏常州茅山、安徽合肥出土的金牌上有“出门税”字样，所以尤为珍贵。

四

窖藏金牌金铤一沉睡就是七百年

保和斑竹出土的金牌、金铤，从金融货币这个角度揭开了两宋时期成都地区经济繁荣的史实，高额金牌货币在成都地区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宋代是四川历史上经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是当时一个重要的经济财政区域。”（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

是谁在保和斑竹窖藏的金牌、金铤？这显然涉及南宋理宗端平年间蒙古入侵四川旷世惨烈的“成都大屠杀”血腥历史。

南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蒙古皇太子阔端率数百名精锐骑兵突袭成都，南宋成都知府丁黼率所部兵马出东门迎战。半夜，蒙古骑兵突然包围驻扎在石笋桥的丁黼营寨，激战中，丁黼中箭殉难于桥头菜地之中，全川为之震动。蜀地官吏吴昌裔在《论救蜀四事疏》中向宋理宗痛陈蒙古军队的血腥暴行：“端平乙未（1235），虏侵汉、沔，汉、沔以内，生聚未尽空也。迨至去冬，其祸惨甚。盖自越三关，破三泉，摧利捣阆，窥文挠巴，而利路虚矣。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州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川之人 十 丧 七 八矣。……”“然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

南宋端平战乱，天府之国遭到蒙古铁骑的疯狂蹂躏。清同治《成都县志》记载：“元，贺清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三卯录》记载：“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元人入成都，其惨如此。”唐代大诗人李白歌吟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的锦绣芙蓉城，在血腥浩劫中，唐、五代、两宋以来的辉煌文明，在蒙古铁骑强弓硬弩中化作瓷器般的碎片，蒙上血色的尘埃而黯然失色。

面临端平战乱，家园被毁，富商抑或达官，唯一的选择就是逃难。金牌只有用罐子埋在地下，也许，他做了记号，希冀有一天重返成都便于找寻。可是，繁盛的大宋最终沉沦于历史烟海，而这罐金牌，一沉睡就是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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