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垃圾、湿垃圾：垃圾分类在中国

7月初，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进入正式实施期，一场全国性的垃圾分类2.0在上海拉开序幕。紧随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杭州、武汉、成都等城市都将开展，或者强化强制性垃圾分类、定时定点投放，以及相应的处罚制度。据人民网6月30日报道，住房和建设部决定，全国首批四十六个重点城市将先行先试。到2020年底，基本建成垃圾分类的处理系统。

从上海开始的这场垃圾分类2.0，背后预示着中国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自2004年开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晋升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国。到2030年，中国的垃圾制造量预计达到美国的两倍。当然，中国的人均垃圾制造量相对仍然不高，但这并不足以让人感到宽慰。因为在绝大部分的大城市，垃圾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垃圾处理能力的增长速度。1981年，中国人均生活垃圾制造量是每天零点五公斤。到了2014年，人均生活垃圾制造量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达到每天零点六五公斤。一些大城市的人均垃圾产生已达到每日一点一公斤，垃圾围城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城市管理难题。

2010年左右，北京被四百多个垃圾场包围。

垃圾围城困境的背后，有着特殊的国情。中国的生活垃圾湿度较大，有别于欧美国家垃圾相对干燥的特点。根据统计，中国生产的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和树枝树叶等园林垃圾）占近百分之六十，而欧盟国家的有机垃圾只占百分之二十左右。高湿度的生活垃圾与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比如，晚餐桌上一条鱼，可能会吃剩鱼头、鱼尾、鱼骨，甚至还包括汤汁。而西餐的鱼，出售时已经过加工。超市买来就是鱼片（filet）。煎一煎，烤一烤，加上些许水煮胡萝卜、西兰花，厨余再湿也湿不到哪里去。当然，这个垃圾湿度，也不只反映了文化差异，也与国家的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等因素相关。比如，高收入国家的有机垃圾比例不到百分之三十，而低收入国家的有机垃圾高达百分之六十五。但同时，高收入国家的生活垃圾中却又有相当高的废纸比例，占百分之三十。充分说明了发达地区的生活习惯，以及生活消费中对纸张的依赖、木材的消耗程度。

上海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与增速图

高比例的餐厨垃圾对于生活垃圾的处置产生了巨大挑战。过去，中国的垃圾处置以填埋为主。随着大城市的扩张以及城镇化进程，过去城市周边用于填埋场的土地逐渐被开发利用，城市周边的土地资源紧俏，价值越来越高，现有的填埋场扩建既不符合经济效益，也遇到开发区住户的抗争反对。2010年左右，各大城市纷纷转向建设垃圾焚烧设施，以求快速而有效地扩大垃圾处置量。一个大型焚烧厂每日可处理三千吨的垃圾，有效地将垃圾减量减重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而焚烧还可以发电，其炉渣又可以综合利用，比如制成铺路用砖。从废物管理和资源利用的角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很快，反对建设垃圾焚烧的声音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邻避（not in my backyard）事件陆续在番禺、北京、杭州等地发生。除了担忧焚烧厂排放对周边空气的影响，更多的反对其实源自居民对物业价格的担忧。垃圾焚烧厂选址难度相对于扩建填埋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海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情况表（2017年），数据来自《上海绿化市容行业年鉴 2017》。

过去十几年中，不少大城市克服了重重困难，扩建或新建了一批垃圾焚烧厂，全国焚烧处理生活垃圾的比重大大提升。据统计，目前全国生活垃圾处置中使用焚烧处置的比例从2004年的约百分之三大幅提升到约百分之三十。不少大城市还准备兴建更多的焚烧厂来应对日益突出的垃圾围城困境。但是，生活垃圾的高湿度再次成为焚烧处理中的一个痛点。要有效地运用焚烧设施，垃圾的最低热值需要在每公斤七兆焦耳，不可低于每公斤六兆焦耳。但中国的生活垃圾的卡路里值平均在每公斤五兆焦耳。由此引发了三个相关问题。其一，由于炉膛无法充分燃烧，烟气中未燃尽物质在一定的温度环境，及与外界媒介接触后有可能形成二噁英，造成空气污染。其二，为保证炉膛温度，垃圾充分燃烧，在操作时必须添加燃料（如燃油），以保障燃烧的稳定性。由此，垃圾焚烧的成本增加。其三，垃圾湿度令焚烧所产生的电力会大大降低。据研究，中国的垃圾焚烧所获得的电力，大约只有欧美国家的垃圾焚烧发电的一半。故此，在目前垃圾分类不到位的情况下，焚烧处理生活垃圾难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中国的垃圾焚烧企业不少为公私合作模式，垃圾焚烧厂若无法收支平衡，即便选址问题能够解决，垃圾焚烧这条路恐怕也走不了太远。

7月3日，在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龙华社区，志愿者陈启法用干湿分离器帮助居民投放湿垃圾。 方喆 摄

因此，一个月来让人议论最多的“干垃圾”“湿垃圾”区分措施，上海有着自己的苦衷。或者可以说，垃圾分类2.0的核心就是要将餐厨垃圾从其他垃圾中分离出来。若能将餐厨垃圾分离出来单独作堆肥处理，则生活垃圾的体量将大大缩减，兴建堆埋场、焚烧厂的数量也至少能减半。分离后的干垃圾也产生了质的变化，易于燃烧。至于可重用资源如废纸废铁的回收，一直以来中国的情况没有想象的差。由于这些废品可以售卖给废品店增加收入，俗称“拾荒者”的非正规废品收集者一直承担了回收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拾荒者”人数达到了正规垃圾行业从业员的两倍。当然，这个现象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造成街道卫生问题，非正规废品收集者自身的卫生和健康问题，有害垃圾被混入一般垃圾处理问题，等等。总体来说，上海的垃圾分类2.0旨在让垃圾分类更为系统化，更有利专业化的处理。

从废弃物管理的角度，上海实施这个措施是非常有勇气的。要求家家户户把餐厨垃圾从其他垃圾中分离出来本身着实不易，涉及面非常广：包括家家户户的配合，每个小区要开出一块通风好相对隔离的土地，还要因此改良原有的环卫公司收集垃圾的路线和频率等等。从香港的经验来说，政府基于居住环境狭小的原因，并没有尝试从涉及面较广的家居餐厨垃圾分离入手。迄今为主，餐厨垃圾收集仍然局限在餐厨垃圾相对集中及收集方便的酒店、餐厅等场所。家居层面的垃圾分类只采用了简单易懂的“可回收”（包括摆放废纸收集箱、废胶收集箱、废电池收集箱等）以及“其他垃圾”的分离，进而通过立法征收垃圾费，运用经济杠杆督促居民减少垃圾生产量。2009年起，香港政府逐步推行塑料袋征费。超市、店铺的塑料购物袋每个征收五角港币。预计到2020年底将通过垃圾征费立法，普通居民将通过购买九种不同容量的垃圾袋，来为自己的环境污染付费，而工商企业则将按重量为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

四类垃圾分类

上海四类垃圾分类引起部分市民困惑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分类的基本逻辑是由四种处置方式推演出来的，换言之，这是尾端处置模式为导向的分类。餐厨垃圾（湿垃圾）需要进行堆肥处置；有害垃圾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干垃圾将进入焚烧处理系统；而可回收垃圾，包括废弃塑料、玻璃瓶、纸张等则进入资源利用的循环制造。前端垃圾分类做得越细致，尾端的利用或处置便越顺利、效益越高。日本的垃圾分类做得很细。丢弃一个玻璃瓶要先把瓶盖扭开，标签撕掉，丢到不同的回收箱，还要把容器清洗干净。前端细化的好处就是加强了居民对垃圾产量的意识，减少垃圾的意欲就会大大增加，进而改变弃置习惯。上海实行垃圾分类几周以来，据说居民已经开始主动要求外卖店减少提供一次性餐具。这就是垃圾分类带来的行为改变。但前端细化也有弊端。处在垃圾处置链前端的普通居民并不一定完全理解这个尾端处理的分门别类。特别是在推行垃圾分类的初期，分类难度容易引起居民的混乱，进而妨碍垃圾分类措施的可持续性。

“饿了么”大数据显示，自7月1日至7月30日，上海无需餐具订单相比6月同期，提升了百分之四百七十一。“饿了么”供图

上海垃圾分类引发出一个对于环境治理理念的思考。要持之以恒地推动环境保护，归根结底需要全民拥护和投入。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不能以技术主导，或者用管理主义的思维。环境保护的措施必须以人为本，利民之余还需要考虑便民，这样才能全民投入，持之以恒。

大城市的垃圾处置链由前端、中端、末端三个部分组成。前端的主体是负责垃圾分类的居民和社区；中端的主体是负责收集、运送的环卫企业；末端是垃圾处理的填埋厂、焚烧厂、资源利用的循环经济产业。在这三个阶段，居民、企业、政府应该有合理的分工，以及合理的成本分摊。前端的分类做得越细，则居民和社区的工作量越大，劳动力和时间成本的分担就越重。而且，期望前端分类垃圾能后直接进入末端处置其实并不现实，大型的社会动员也不一定能持久。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还应该善用处置链的各个端口，健全各个环节的内在合理性、逻辑性，并相应地加强各个处置环节之间的衔接。

上海天马生活垃圾末端处置综合利用中心

比如，在定时定点投放垃圾问题上，双职工家庭、“996”的单身人士、独居老人等家庭可以考虑付费请人代为投放垃圾。1996年台北市政府开始实施“垃圾不落地”政策以后，每晚七点至十点环卫工人才会开着后装式垃圾收运车轮流到各个居民区的路边收集点，居民必须将垃圾装袋后拿到收集点投入垃圾车，否则将被罚款。为此，台北不少小区物业雇人，协助有需要的家庭代为定时投放。又比如，即便在一些垃圾回收率较高的欧洲城市，垃圾处理企业进行二次分拣的情况也很普遍。上海在四类垃圾分类以后，收集运送的环卫企业应该负责进行二次分拣，以便更好地进行末端处理。定时定点投放后，废纸废铁等有价值的可利用资源都被集中到了环卫企业，由他们负担二次分拣的成本也顺理成章。小区和企业也可以按需开发新的工作岗位，籍此，让从前的“拾荒者”转为正式的从业员，在有社会保障、有健康保障和卫生条件的情况下有工可做，对环保事业有所贡献。

台北和上海不同的居民投放垃圾方式与环卫收运垃圾方式

全国开展垃圾分类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要居民分辨如何把各种垃圾投放到正确的垃圾箱，而是要达到减少废物产生的目的，长远来说是要有意识地促使居民改变生活方式，对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生活有所反思。因此，政府在推动垃圾分类的同时，仍然需要加强“3R”的宣传，大力提倡减废（reduce）、再用（reuse）、回收（recycle），以期能遏制住垃圾无限度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政府应考虑建立商业机构、企业的“生产者责任制”。即，要求生产商对于产品生命周期结束后的处理负起责任。比如，瑞典规定，所有生产、进口的包装产品以及销售产品的企业有义务对包装进行回收利用，同时对消费品的过度包装实行相应的征费。又比如，在德国，电子产品生产者和分销商都有义务建立回收系统和废弃物处理设施，回收电子产品并加以再利用。一旦“生产者责任制”建立起来，那么如今进入家庭由居民负责分类回收、最终由政府补贴进行填埋或焚烧的生活垃圾，才有望大大地从源头上减少。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社会各方面持份者的积极性，达到责任分摊，利益共享的效果。

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大都市，我们期望她能在垃圾分类中不断总结经验，摸索出一套可被其他城市所借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垃圾处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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