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展览背后的两段“斜杠”人生

翟永明与摄影的缘分，其实早在初中时便已种下，在她住的大杂院里，一位热爱摄影的“王叔叔”经常给孩子们拍照。上世纪80年代，翟永明与吕玲珑、肖全、高原等成都摄影师交好，作为“模特儿”留下不少肖像照。那时，成都的摄影圈十分活跃，翟永明经常参观摄影展，对这个圈子比较熟悉，为后来的独立创作埋下伏笔。，一场展览背后的两段“斜杠”人生。

直到2006年收获第一台数码单反相机后，她才有意识地开始创作。那年，翟永明去了一次新疆，去了一次墨西哥，“两个地方都很有意思，我就带上相机抓拍一些东西”。“浅焦”摄影展上，有张照片拍了一位穿着红裙子的女孩，眉毛连在一起画成展翅飞翔的海鸥形状，就是当时在新疆喀什所见。

从此，翟永明开始用镜头记录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她的摄影与诗歌、文学创作之间也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勾连。“我关注的摄影题材和我诗歌的题材比较类似，比如女性、儿童。还有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空间，比如俄罗斯作家阿赫马托娃、挪威作家西格丽德·温塞特、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卡罗的故居。”

为什么对摄影如此着迷？在翟永明看来，如果不去过多关注技术层面，摄影创作更能便利地、独自地完成。“我也很喜欢戏剧，但为什么我不去弄这个呢？因为戏剧是一种合作，我觉得合作是很累人的。摄影可以在写作的余暇中进行，我考虑它的‘感觉’就够了，可以很便利地去创作。”

B “角色扮演”致敬女画家弗里达

本次展览上，有一组新作《我们都是弗里达》引人注目，它们都是翟永明和朋友们根据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罗的作品特点，通过“角色扮演”完成的致敬之作。

1990年，翟永明第一次在美国纽约见到弗里达的画作，当即就被深深打动。“我跟她就像认识一样，她想表达的东西也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尤其跟我的组诗《女人》有一种心有灵犀的感觉，我完全能体会她的作品想表达的情感。”后来，翟永明多次撰写诗文介绍弗里达。

创作《我们都是弗里达》，便是翟永明用摄影的方式，延续对这位画家的欣赏之情。“我比较喜欢在这种致敬里面，把作品拿来进行‘二度创作’，也比较喜欢这种扮演的、超现实主义的、有点戏剧感的照片。”去年冬天第一次拍摄，翟永明找来诗人好友汤巧巧做模特儿，在自家阳台上用手机完成。“我身兼摄影师、化妆师、服装师、道具师，累惨了。”翟永明为模特儿画上弗里达画作中标志性的“飞鸟眉”，穿上鲜艳的墨西哥民族服饰，现场的道具布置和最终拍摄环节，她都一手操办。

后来第二次拍摄，翟永明选择了一处废弃庭院，找来更多人一道进行“角色扮演”。“为什么叫《我们都是弗里达》？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女性身上都可以有一种弗里达的特质，一种比较自强、坚强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弗里达。”不过翟永明也坦陈，弗里达带有很强烈的个人印记，她的形象就相当个性化，东方女性达不到她的气质。“我也有意识地让拍摄环境有点中国的感觉，比如庭院背后的玻璃有四个分格，我就故意把它做成四条屏，因为四条屏是中国比较独特的。”

C 业余创作可以完全“放飞自我”

据统计，在弗里达的作品中，有超过一半是自画像。巧合的是，翟永明的“自拍”同样不少。

翟永明的自拍，与时下流行的方式有些不同，她通常使用单反相机而非手机，同时往往并非只拍自己的形象，而是把自己融入一个特定的空间。“我在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一个我觉得值得纪念的空间的时候，就很想拍一张。”

在俄罗斯女作家阿赫马托娃故居的自拍，翟永明就觉得非常满意。“当时是在阿赫马托娃的卧室，卧室里有一面镜子，贴了几张作家的照片，我就想通过镜子把我‘装进去’。结果我拍的一瞬间，几个人正好伸头进来，所以这是一个偶得。”还有一次，翟永明在当代艺术家宋冬的作品展览现场自拍，当时地面上有一块玻璃，上面用粉末写的字因为反复踩踏已经看不见了。“但玻璃反射了穹顶上的宗教绘画，所以我尽管是对着下方拍的，但照片看起来似乎是飘在空中。”

“业余创作让人心态比较轻松，没什么标准，即使有也不是说要达到专业，所以可以完全放飞自我。”与专业摄影师不同，翟永明的拍摄随意而散漫，大部分属于利用业余时间抓拍。在翟永明看来，数码相机不断发展开拓，使得大多数图片堪称技法完备、画面美观。“但那不是我追求的，我希望在摄影风格上有所追求，能够通过另一种艺术手段，来展现我对世界的疑问和思考。”

“自娱自乐”夜深人静时“耍”出上百首

相对绘画，何多苓年轻时更想学音乐。尽管后来没能走上专业道路，他仍成为一名音乐发烧友，还在大约十年前就开始业余作曲。“我很喜欢音乐的复杂性，不会满足于写一首非常简单的曲子，没有调性的转变，没有和声的转变，从头到尾都是顺顺当当。我还是希望尽可能复杂。”

A 痴迷音乐：不光靠耳朵听，还要用眼睛看

走进何多苓个人工作室，除了大量完成、未完成的作品以及跟绘画有关的物件，音乐元素同样占据了大量空间：到处都是各种黑胶唱片、CD，音响设备横七竖八地放在四周，《音乐圣经》之类的大部头书籍随处可见。

何多苓对音乐的“感觉”，在上世纪60年代萌发。当时，邻居在四川音乐学院工作，家里有唱机、有很多黑胶唱片，他和小伙伴们就拿去找一个空屋子听，逐渐迷上古典音乐。下乡当知青的时候，何多苓琢磨着以后学音乐，就找了些相关的经典书籍学习，例如尼古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配器法》、柏西·该丘斯的《曲式学》等。钢琴协奏曲《黄河》、京剧《智取威虎山》等乐谱，他也尽量搞来看，用一架手风琴听音。“一上来就看这些书，根本啃不动，但是能懂的部分也是过目不忘。”

“一般音乐爱好者就是耳朵听，听得很深了甚至可以分析演奏，这是所谓的‘发烧友’。”何多苓有些不同，他更喜欢从音乐理论、乐谱、音乐结构等方面入手，这与他后来喜欢建筑的方式有些类似。“不光靠耳朵听，还要看，从乐谱去体会音乐本身。”

由于各种原因，何多苓最终走上绘画之路，然而他对音乐的热爱一直延续下来。他曾一度动过音乐创作的念头，但从来没有认真写过。“有时候一提笔，反而就写不出来了，旋律都很片段，把它们连不起来。”直到大约十年前，何多苓在朋友推荐下开始使用一款名为overture的软件，才真正开始尝试作曲。

B 创作音乐：主要靠“模仿”，过程如同做数学

“我实际上是个电脑盲，连收发邮件都不会，但很奇葩地会这么一个软件。”何多苓一边开玩笑，一边打开电脑上的overture演示。在它的主界面上，使用者可以设置钢琴、吉他等乐谱类型，选择起始小节的调、拍子、速度等，填入标题，作者就可以开始创作乐曲了。何多苓又打开自己的“作品库”向记者展示，只见一片密密麻麻的《夏日波尔卡》《小变奏曲》《小俄罗斯舞曲》《小回旋曲》等名称，据统计“十年至少创作了上百首”。

这些曲子都有灵感来源，不过并非因为某些具体事件、场景有感而发。“主要是‘模仿’。”何多苓会根据已有的名曲，例如门德尔松、肖邦、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的作品，模仿其曲体、曲式、和弦配置、织体，以及旋律走向、内部和声的分布、拍子的分布等音乐结构。

“这是个烧脑子的过程，在我看来完全是在做数学。”何多苓认为，音乐其实包含了很多理工科成分，尤其是数学。正因如此，他的音乐创作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在完全杜绝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自完成。“我白天画画是可以围观的，但作曲这个事情旁边不能有人，有一个人我都‘整不下去’。”晚上没事的时候，何多苓就打开电脑“耍一会儿”，甚至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沉迷其中。

C 音乐和绘画：和声分布如色彩，旋律走向如韵律

在何多苓看来，绘画和音乐是两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不过二者可供类比，例如音乐的和声分布类似绘画中的色彩，旋律走向如同画面中的韵律。“有干净的和弦，有脏的和弦，有些和声要特别赋予它一种比较脏的色彩，听起来才有力度。就像画画的时候故意使用脏色，故意有一些破坏性的东西。”

学习绘画和音乐，他觉得也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不管是看谱子，还是看画、看画册，都是非常好的学习方式。”对于喜欢的作曲家，何多苓就找来他们的谱子，一小节一小节地“啃”，“啃”得动就借鉴一下。“相当于我画画，比方我喜欢谢洛夫的作品，我就把画册摆在旁边，看一眼就有个‘气场’。”

利用软件作曲至今，何多苓自认为“进步很大”。“因为我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和声的色彩转换，还有就是转调。”不过他觉得，overture软件还是有些局限，例如音的强弱往往很突然，延长音特别不准确，钢琴左右手的音色不能分别设置，因此导入音响播放出来后，听起来不像人演奏的作品。他打算今后不怎么画画了，就好好学一下功能更强大的西贝柳斯软件。

是否计划写更多、更好的作品，用一种更公开的方式展示？何多苓表示“还没有这个自信心”。“音乐接触得越深，就越发现它的复杂性。要想完全掌握它，没有进音乐学院几乎是不可能的。开个演奏会，都是我的作品，有点太自恋了。所以我还是不愿意见人，还是把它当成自娱自乐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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