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府街考古发掘现场本报记者 李冬 摄
明代“天东四”脊筒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不少昔日古城的“往事”都被掩埋在地下,说不定你每天经过的大街小巷下面就是千百年前的另一个世界……
昨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考古成果,又一明代王府被“定位”!成都市最中心天府广场北边不远的正府街上,发现一处唐宋时期大型高等级建筑基址遗迹——明代郡王庆符王府建筑遗址。在这里,出土了大量龙纹、凤纹琉璃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
“城市核心地带的大型建筑基址对于复原城内历史格局具有重要价值。”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说,另外,遗址紧邻明蜀王府萧墙北部,明代建筑群规模大、等级高,对成都历史来说,能与蜀王府相互补充,丰富研究明代藩王的实物材料。
再现五代“七开间”高等级建筑
或为罗城扩建后政府建筑
走进遗址,这里是距离地表大约3米处的考古现场。颜色分段明显的土层,从清代积压到唐宋时期。遗址上道路的地砖、水井等昭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与热闹,经考证,它们来自于唐宋时期。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大大小小的卵石方块清晰可见,“这些称为磉礅,是古代建筑的基础。柱础在地面之上,而磉礅就是在柱础之下承重的。”考古现场负责人唐彬介绍,通过磉礅的位置,考古工作人员可找到古建筑支柱所在地,并以此为基础复原古建筑的建筑格局。
成都,一座具有很强历史延续性的城市。从开明王朝时期开始至今2300多年,城址未变、城名未改、中心未移,彰显出成都这座城市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2017年,考古队员在青羊区的西城花园小区文物勘探工作中,发现75座古墓,年代从战国晚期至唐宋年间。今年5月,通锦桥附近发现的唐及五代,清代两个时期的城墙,为研究成都古城墙不同时期的变迁过程、位置和修建方式等进一步补充了资料,对研究成都城市与社会面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唐彬介绍,该唐宋时期建筑遗迹,主要分布于发掘区中部,根据建筑磉礅打破关系及出土瓷器,修建年代至少可分晚唐、五代与宋代3个时段。唐彬拿出成都唐宋时期地图向记者介绍说,“这图上的几个城门与清代地图对比看来,是没有改变位置的。通过地图来复原,我们可以发现,老成都的北门、南门、大东门、大西门的轴线交叉之地,就在遗址附近。这也表明,正府街遗址在唐宋时期,就是成都的城市中心。”
据介绍,此处遗迹初建于晚唐时期,建筑规模较小;五代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以建筑间的天井为分隔,形成了主体建筑面阔七开间的多进深院落格局;宋代基本沿用五代时期的建筑朝向与大部分磉礅,并进行小范围增补或改建。七开间在古建筑中是什么样的体量?唐彬介绍,九开间是中国古建筑最高级别,而七开间则是仅次于九开间的高等级建筑。这也是成都近年来发现的较大的古代建筑。“这应该是一处建筑群,但根据目前发掘情况,这个应该不是主体建筑,应该是偏后或偏前的过道式建筑。通过其规模可以推测,应为高等级官府衙署或者庙宇类建筑。”唐彬说。
龙纹瓦当、凤纹滴水
揭示明代郡王庆符王府所在地
上世纪90年代起,位于成都市中心的明蜀王府渐渐显露真容,变成可触碰的历史。明蜀王府遗址是在成体中心被发现的,而成体中心的地理位置本来就在古成都皇城的范围之内。皇城被御河环抱,御河通过金河连接西郊河和府河,为上水之地。靠近明蜀王府萧墙的此处明代建筑规模较大,实用性建筑构件极多,青色琉璃瓦占比较高,结合明代天启成都府志图标识,其地理位置在明蜀王府北部萧墙外,考古人员最终确认此处应为明代郡王庆符王府。
据介绍,此处明代建筑遗迹主要分布于发掘区北部及南部,以南北两座建筑基址为代表,反映出该建筑群至少存在东西两组院落,布局规整,皆为正南北向。南侧建筑基址还保留着部分地砖、排水沟及房屋垫土,地砖由大块方形红砂石砌筑;北侧建筑基址四周有卵石拼砌的散水,砌筑考究。
“在整个发掘区明代地层及灰坑中,出土大量仿木建筑构件,包括琉璃龙纹瓦当、滴水,琉璃凤纹滴水,琉璃斗拱,琉璃脊筒、龙吻等脊梁上的大型构件以及龙、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等屋脊走兽,这些都不是普通民居能够使用的建筑材料。其中,还包括一块带字的脊筒,上书‘天东四’,推测与方位有关。通过我们拍摄的全景图,发现这一南一北两个位置的对比,我们至少可以确定蜀郡王府的两条中轴线,甚至这附近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建筑。”唐彬介绍,“庆符王的资料历史上记载很少。我们已知的是庆符王府这个延续了好几代,并不是指的某一个具体的蜀郡王。我们已经确定了蜀王府在天府广场以北、成都体育中心一带,而明代郡王庆符王府则在蜀王府的东北边。在清代张献忠屠蜀之后,这片区域最大的改变就是成了民居。”
本报记者 李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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