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取功名 成都客家人耕读传家的秘诀

清代秀才在打官司时会受到优待。

苏秉权的《户部执照》。

清代贡院。

苏秉权的《监照》。

苏氏家族在成都东山一带发展近200年，经过8代人的努力，既壮大了家族实力，成为当地的一大望族，也为地方的社会、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总结后认为，苏氏家族的贡献主要有3个方面：树立起耕读传家、孝行仁义的榜样；在居住区域成为和谐乡里的中心；通过试种并推广经济作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壹

广东籍客家人

首次在四川考中秀才

苏氏家族一向有崇文重教之风，早在其祖迁川前就有较深厚的家学渊源，这可从《华阳苏氏族谱》中记载其入川始祖“苏公讳子盛，字永霏”，“伯祖苏公讳子昌，字永霖”得知。

在古代中国，一般只有知识分子和做官之人才会有字、号等称呼，普通老百姓大多有名无字，更不用说号了。

苏子盛及哥哥苏子昌不但有名，还有字，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是读过书的，虽然未必获取过功名，但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农民。

苏氏家族入川始祖苏子盛在入川之始，除佃田发展生产外，还开始少量购买田产，积极鼓励儿子们考取功名，这是一项对家族发展影响甚大的决定。

正是在这样的家学背景下，苏氏家族对功名的追求，在入川第二代苏元德就已经开始了。

《华阳苏氏族谱》记载：“（苏）元德，字文华，妣氏谢。文华公系华邑庠生（秀才），所谓粤东人在四川省开科者也。”苏元德是广东籍的客家人首先在川内获得功名的，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当时的政策规定：“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

也就是说，要参加政府的考试，首先要拥有田地，是有产者，纳粮户。苏子盛在佃租耕种的同时购买了少量田产，是符合政策条件的。

据嘉庆版《华阳县志》记载，雍正10年（1732），华阳县庠生的名额只有12人。要取得这种稀缺的机会，对普通家庭来说，往往需几代人的努力。

苏氏家族入川第二代苏元德能考中庠生，实属难能可贵，可见其家族学风对后人的影响。

从苏子盛在雍正4年（1726）入川开始，到光绪29年（1903）商议续修族谱这近180年中，从苏元德起，受重文家风的熏陶，苏家后人或攻读或捐纳，其中仅苏成勇这一支族人，就捐了13名监生、3名贡生、8名九品，还出了7名庠生，3名实职官员，共取得34个功名。

这些数据，可见苏氏家族对功名的重视程度，从而形成耕读传家的家风，这对一个家族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据后代苏淘声回忆，这些有功名的人，大都在成勇公祠里立牌位供奉，并配有官服的神像。

贰

苏氏家财丰厚

通过捐纳方式获取功名

苏氏家族在族人攻读功名的同时，因为家财丰厚，还通过捐纳的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获取功名。

捐监始于明朝景泰年间。当时政府因为财政困难，实行捐纳进入国子监学习的制度，被称为捐监，也称纳监或纳贡。此后，清朝沿袭了这种做法，俗称捐纳。

在捐监制度实行之初，要求捐监者必须是生员，也就是经过考试被入选国子监的生员。后来放宽条件，各界俊秀（没有任何学生身份的民间人）也可以捐监。这样一来，就把捐监制度给弄得“水垮垮”的了，不学无术的“阿猫阿狗”们，只要愿意给钱，就可以去国子监读书。

在清朝，捐监并不是直接买官，而是花钱买文凭。有了文凭，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走正途进入仕途，也可以走别的途径，如捐纳为官。

各界俊秀要想捐纳官职，前提是必须具备贡生、监生的资格。因此，捐监成为有钱有势的豪家子弟猎取功名富贵的起点和捷径。

清末，科举制度日趋衰落，国子监取消了坐监制度（在国子监集中学习），允许监生在家自学。再加上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积极鼓励捐监，所以民间兴起了捐监热。苏氏家族正是这股热潮中的一分子。

成都东山苏氏家族主要通过捐纳方式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对维系其家族的社会声望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苏氏家族对功名如此重视，在入川后的近180年里基本上延续不断，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宋朝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大夫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不间断的再生产和变动中。

祖先的金榜题名，并不能自动保证子孙后代可以享有与祖先同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子孙如果没有取得一定的功名，就会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下滑，失去祖先曾经享有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所以，苏氏家族为保持家族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不下滑，必然会选择不断地捐纳功名这条捷径之路。

叁

获取更多资源

参加当地上层社会活动

俗话说，三代人难出一个贵族。用在科举时代，不仅三代人难出一个读书人，而且有的还要花费数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出一个获取功名的读书人。

但是，只要获得了功名，诸多好处就源源不断地跟来了。因为获得功名突破了阶层固化，上升到了更高的士大夫阶层，有了管用的话语权，说话有分量，有人听了，可以参与地方社会事务，从而获取更为丰厚的社会资源。

对苏氏家族来说，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有了官场中人的身份，就可参加当地上层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如参加当地只有有功名的人才可加入的文昌会。

这不仅能通过参加地区的文化活动来展示家族特有的地位，累积社会资本，提升家族声望，还有了享受文昌会规定的优待机会。

1914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江西会馆前重建的东文昌碑上记载，凡参加该会者，除交必要的会费即“在会子孙有援例游泮（清朝称考取秀才为入泮）者，各上会底钱一千二百文”外，更为重要的是，与会者“子孙有人中举者，会内帮给京费银三十两给楚；如有出仕别省者，五品以上均照中举京费”，“会内子孙有中三大魁者，加倍赏给。”

也就是说，加入了文昌会的人，如果有子孙考中举人的，文昌会会给赴京参加会试、殿试的资费白银30两。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土地买卖契约中，乾隆35年（1770）每亩上等土地的价格为30两白银，嘉庆6年（1801）为42两，道光14年（1834）为36两，光绪2年（1876）为32两，1925年为46两。

如果有到省外做官做到五品级别的，也会参照考中举人的标准给予奖励。如果有子孙在秀才、举人和进士考试中都考中的，会加倍进行奖励。

不缺钱的苏国宽

获得了“双文凭”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留存下来的契约文书中，有关于苏秉权（苏邦贤）、苏国宽父子因捐纳监生和贡生获得的《户部执照》与《监照》原始文件，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有钱的苏国宽不仅捐纳了监生，还捐纳了贡生，获得了“双文凭”的功名。

苏国宽捐纳204两银子

道光30年（1852）四月十八日颁发给苏秉权的《户部执照》中，52岁的苏秉权捐银108两，遵例由俊秀捐纳文监生，获得国子监监生身份，领得《户部执照》和国子监颁发的《监照》。

这里涉及到两个名词：《户部执照》《监照》，有必要解释一下。

清朝的户部，是主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的机构，《户部执照》是户部发给捐监者交银纳粮的正式收据，相当于现在的正规发票。

《监照》，是国子监发给纳监者的监生执照，也就是监生的资格证书，相当于学生证或毕业证书，是对功名身份的国家认证。

咸丰6年（1856）四月二十一日颁发的《监照》中显示，苏秉权的儿子、41岁的苏国宽捐银88两，获得国子监监生的身份。

在同治元年（1862）八月初四日颁发的《户部执照》和《监照》中显示，苏国宽又捐银116两，获得贡生身份。

也就是说，苏国宽两次捐了一共204两银子，拿到了监生和贡生两个“文凭”。

捐纳的理由和收费标准

为什么苏秉权、苏国宽父子捐纳功名花费并不多呢？这是有明文规定的。

在苏秉权、苏国宽领得的《户部执照》和《监照》中，有政府开捐的理由和收费标准，不同时期的理由和收费是不同的。

给苏秉权的《户部执照》中，开捐理由是“户部为筹备等事”，具体根据是嘉庆4年（1799）十一月初六日，嘉庆帝下旨，准许户部的“各省封貯银两（其实就是国库空虚，需要财源）”奏议，接受捐监，广开财源。

收费标准方面，道光6年（1826）十月初一日开始实行的是：“在京及各省俊秀报捐监生，统定为一百二十两。”道光11年（1831）正月二十六日实行的是：“报捐监生银数，在京及各省均定以一百八两。”从120两降为了108两。

所以，苏秉权捐银108两，获得了监生身份。

而给苏国宽的贡生《户部执照》中，开捐理由是“酌筹饷事（筹备军饷）”，将“空白职衔、封典”等虚衔用来捐纳，鼓励各省家庭殷实者踊跃报捐。

为筹足所定指标，要求所开捐纳省份若所获捐纳银两不足，也可向外省实行捐纳。

捐纳所得银两可以不用直接交往户部，由各省、各部收捐。

为此，户部所发的执照不仅精减了程序，即所发执照由各省、各路粮台直接颁发，而且还降低了捐纳实数，即降低了收费标准，可谓是“薄利多销”。

由此可见，清政府真的是缺钱缺得慌了，简直就是见钱就给文凭，就像是现在一些路边小店喊的那样：“见钱就卖！”

除“按照核减例定银数二成收捐，随时填名给领。其每百两应加平余银四两免其交纳，至应交解部饭银每百两交银一两五钱，每张照费银二钱，均照向例核减，用资鼓励，亦凑准在案。”

所以，苏国宽捐纳贡生时，捐银116两，加上饭银两7.4钱，照费银3.45钱，一共花费了118.09两。

苏国宽捐贡生所纳的银两要比捐监生高一些，是因为贡生的社会地位要比捐监生高一点，当然花费也要多一些了。

捐纳执照有打假防范

在苏秉权、苏国宽父子领得的《户部执照》和《监照》中，除记载政府开捐缘由、所捐银两数量变化外，还写明了捐纳者的户籍、年龄、体貌特征及祖上3代人的姓名等。

官府文书中，为什么要描述持有人的体貌特征？

在苏秉权捐监所获得的《执照》中，是这样写的：“俊秀苏秉权，四川成都府华阳县人，年五十二岁，身中、面白、有须。”

苏国宽捐纳贡生获得的《执照》中写道：“苏国宽，系四川成都府华阳县人，年四十八岁，身中、面白、有须。”

从两件《执照》中可以得知，苏秉权、苏国宽父子的体貌特征都差不多，即身材中等，肤色白皙，有胡须。苏氏父子这样的形象，正是清朝时四川地主的标准体貌。

两件《执照》引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何要在这样严肃的官府文书中，描述《执照》持有人的体貌特征？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假冒，可谓是“防伪标签”。

古代没有现在的身份证，也没有照相术，更没有电视传播，一个人的外貌不具有普遍认同性，官员赴任靠的是官印或委任状。

这就存在一个理论上的巨大漏洞：谁拿到官印或委任状，都可以冒充去赴任。

不乏冒充官员上任案例

虽然是理论上的漏洞，但在实际中，却是有案例的。在清朝人的野史笔记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冒充官员上任的故事。

康熙初年，郭某被委任为池州府（今安徽池州市）知府。在前往赴任途中，遭到一伙强盗的袭击，郭某及其家人、随从60多人全部被杀，只有长得漂亮的妻子和一个幼子被留下来，强盗首领把他们据为己有。

强盗首领在行李中搜出委任状，遂冒充郭某，赴省城报到，参见上司。上司从来没见过郭某，也不知真假。假知府上任后，处理政事精明能干，上下都很爱重他。

但他征收到钱粮后一直不上缴。上司查问，他说：“钱粮事关重大，我必须亲自押送。但不能每一笔钱粮都往返跑一趟，等数量积累多了就会送来。如果不相信，可以派人来检查。”

上司派人察看他的仓库，果然都是满仓满库，上司听后很高兴，还大大地夸奖了假知府一番。

不久，郭某的一些乡亲陆续来探望，但每个探望者到了后，都被骗进衙署杀死，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

去了那么多人都不见回来，老家的乡亲起了疑心，郭某的妻兄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妻兄到了池州后，在街上发现官轿里坐的知府居然不是郭某，不禁大惊。

妻兄假装成乞丐，结识了衙署里的火夫，靠火夫的关系，进入衙署里干担水的活儿。一天，他碰到了妹妹，妹妹摇手让他不要说话。

第二天，妹妹暗中写好一封信，悄悄塞给他。他出来看信，才知道郭某已被强盗杀害，强盗有30多人在衙署里。

妻兄赶到省城，秘密地向巡抚控告。巡抚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但考虑到强盗有30多人，不能马上去逮捕。

巡抚听说强盗中有很多人精于会计，就派人对假知府说，各县钱粮账目不清，听说你的手下多精于会计，能否为我分赴各县核算账目？

假知府同意了，巡抚把假知府的部下每个县派两个人，以分散他的势力，并借口另外的事情召他前去。

假知府一到，就被拿下。审讯后，强盗供出了罪行，最后被处以死刑。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致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新闻推荐

四次努力 成都终入夏 未来一周早晚多阵雨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吴冰清）因为冷空气的“截胡”，今年成都的夏天来得有些曲折，成都连续3次入夏失败一度上了热搜。不过，该...

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