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块田都有名字

□李春林

像每个人一样，乡下的田都有名字。

有些是以形状命名，比如狗腿湾、蛇田、裹兜儿田；有些以面积命名，比如二亩六，亩三田、五分四；有些以功能命名，比如冬水田；有些以土质命名，比如方沙田；有些又以颜色命名，比如黑田……不一而足。

中国人对土地有着深沉的感情，至少在20年前是这样。而这些田的名字，有些是80年代初土地下分到户时取的，有些则来自久远的古代。

一

我们家的田，除了家门口的菜地外，三十米之外的是五分四。在分到我家之前，它属于七分秧田的一部分。土地分到户的时候，七分秧田分成了两部分，一大一小。因为距离近，分给我家的五分四，也每年继续做秧田。所谓秧田，是育秧苗的地方，又称秧母田，相当于秧苗的幼稚园。秧田是十分肥沃的，必须精耕细作几次，土块甚至要用手捏碎。在进到秧田之前，秧苗一般统一由村里的温室里（相当于产房）培育——这可是一个技术活，十分慎重。在温室里稻种破壳出苗到一寸左右，由生产队派人去领回来，分给各个农户。农户再栽到自己的秧母田里。

秧母田的经营，在麦黄时节就在准备。

等到麦子收获，收获后的麦田经过水泡、耕牛的犁扒，变得十分酥软。这时候，秧母田里的秧苗，也吃够了田里的肥料，长到一尺左右。农人骑着秧马儿到秧母田里扯秧，再分插到稻田里了。

插秧一般由技术最好的人在稻田中央排头，称为插端秧。端即端正，这个端秧直直的一条线下去，将稻田分成两半。之后，后面的人沿着端秧成垂直角度，向远离的方向插秧。通常，技术好的走左边，技术差点的在右边——因为中国人绝大部分是右手，从左往右相对容易，而由右到左难一些。

记得小时候，农村的互助风气很盛，插秧子打谷子互相帮忙，甚至饭都不吃。那时候其实父母一辈也就二十多到三十多岁，年轻开朗，也互相开玩笑。虽然劳累，但秧田里绝不缺少欢声笑语。在田地里的喧闹，有利于庄稼的成长，这其实有着久远的历史。虽然，他们未必知道，但这种热闹却与远古一脉相承。（这种喧闹在中国某些偏远地区还可见）

二

与五分四相隔一条田埂的，是我家最大的田，池塘冬水。过去，灌溉远没有抽水机普及的时代那么方便。为了防备春天的干旱，秋收之后都会拿一些田储备水源。等到这个田成为我家的田，冬水田的功能已经消失，但名字还在。父亲用一半围了池塘养鱼，草鱼、花鲢，可惜不知是被偷了还是被老鼠、野猫吃了，等收获的时候，并没有多少鱼，遂从此断了此念。

于是还是种粮食。

池塘冬水收割水稻之前，都会放水。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吃饱了稻花的泥鳅变得很是肥美。这个放水的过程，也是孩子们收获的过程。提了网兜和水桶，在田里把自己糊成泥娃娃，收获一两斤泥鳅。对这，大人们从不阻止。

而到了收割水稻时，各种昆虫，如油蚱蜢、烟锅巴、鬼头子都会被前进的镰刀驱赶，我们就守在旁边，忙得不亦乐乎。然后，用火烧或者用油炸，都是一道美味。

我记忆中，池塘冬水还种过草莓。

那时候，母亲经常进城去做点小的水果生意。在大家都种粮食的时代，她决定种草莓，这个一亩六的田都成为她的尝试。草莓收获不错，可却没有想到这个是远比种粮食费神的事儿。种粮食一年收两次，种草莓可是隔两三天就要采收。

幸好，那时候农村里小娃娃多，放学没事的时候常常主动来帮忙。当然好处是可以边摘边吃。就是这样忙下来，一亩六的田收成是800元钱。虽然比种粮食多赚点儿，但的确淘神费力，也放弃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龙泉的水果经济已经起来，普遍开始种植葡萄。池塘冬水和五分四都改种了葡萄。一种就是差不多二十年。葡萄大规模投产的时候，也正是我读大学用钱的时候。

种葡萄远比粮食复杂和繁重。春天抽芽了需要绑枝条，花卉抽出来需要掐花卉，浸花卉；之后枝条在春风里猛长，必须天天去断颠儿，并同时绑枝条。等到花谢了，小小的葡萄果子露出来，又要再浸果。果子有了豌豆大小，就是上袋的时候了。等上袋完，葡萄又需要打药。葡萄是十分娇弱的水果，病虫害也较多。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打药。等到果子开始渐渐变红，雨季也来了，这也是最担心的。有时候连续的雨会让果子水分太足而爆裂，或者让病害集中爆发。而如果太缺雨水，就得放水灌溉，再用小盆子一棵棵的饮。这时节，农人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小心翼翼地应付，不然一年的收获就都化为雨水。

年复一年，父母亲的辛劳和汗水，伺候着家里的葡萄，而这些葡萄又成为姐姐和我读书的学费。尤其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每年开学总是揣着沉甸甸（当时的感觉）的现金，去成都外东的狮子山报到，两三千元的学费，是四五千斤葡萄的分量，几乎是这池塘冬水所有的出产。

三

距离这池塘冬水，约五十米的一个起伏两三米的小丘上，还有我家的两块小田。这些田本来有名字，不过后来统一把它们叫作了清明会上。

清明会是过去农村以家族为单位的一种清明时节举行的祭祖集会，通常包括研究决定族内事宜，祭祖扫墓、聚餐等。或许在久远的某一年前，这里举行过清明会，渐渐演成了这一片十余亩小丘的地名。小丘里有好多坟，有些是几十年前的，有些则更为久远，属于祖先的祖先。因为坟地多，草木茂盛，常有蛇、野兔出没，也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有时候，临近傍晚，父亲说，今天晚上没有菜，你去清明会上摘两个茄子，那一刻看着薄暮中的清明会上——其实只有100多米远，心中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在幺伯儿当兵回来之前，我们家还种过裹兜儿田和坨田。我记得坨田出蛇，几乎每一次收割都会碰到。还记得幺伯回来后的某年，二十多岁的他用长长的千担，挑起一根长长的菜花蛇，我们又惊又怕，他却毫不在意。一晃他都五十来岁了。

真是光阴如水。

2014年的时候，拆迁逐渐推进到了我们生产队。先是五分四、池塘冬水、和清明会上因为修路消失了，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那些我记得名字的，不记得名字的，我记忆鲜明的，或者已经记忆模糊的田地，都消失了，掩埋在三四米高的黄土下面（建工业园区统一平场的需要）。

我想，除了这个生产队的人，不会再有人记得它们的名字吧。

但它们，的确曾经滋养了一代代的人。

或许，即使到现在，我身上的某些元素，硅、铝、钾、钠、碳、氢、磷、锶、氟……正是来自这些土地。

或许，正是这份牵连，让我写下了这篇文字。

（李春林，笔名锦城夜雨。1980年生于成都近郊乡下，200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曾任教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后供职于文化及媒体行业。现为四川画报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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