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叫芸芳的小姑娘

□李春林

一

那可能是1989年左右，秋天的某个周末，就是这个季节。或者再稍微晚一点儿。

稻田刚刚收获，清晨的乡野有一点儿薄薄的轻雾。八九点钟，我赶着我们家的鹅去关堰放。关堰是我们跟4队的界堰。养鱼，放水灌溉，洗涤，家家户户的鹅、鸭也在这里放养。

放鹅是我的分内事儿，而扫地是姐姐的分内事。乡下孩子从小自然承担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

鹅一般会在堰塘里扑腾好一阵子，才会上岸，然后在收获过的稻田里捡拾散落的谷粒。一边吃，还一边伸长着脖子，高兴地曲颈向天歌。

在无所事事中，我发现对面的机耕道上，走来两个人。我想，这是去柏合镇上赶场的。来的两个人，前面的是个穿小斑点花布衣服的女孩，大概10来岁，脸圆圆的，梳着两根长辫子，而后面的是个年纪四十岁左右的妇人，微微有点胖，穿蓝布衣服，背上背着一小捆辫子。

辫子，是柏合镇当地的特产，夏收之后的麦秆，其靠近麦穗的较细的一节，被退下来，称为麦草。麦草可以掐成辫子，而辫子又可以制成草帽。草帽是柏合镇的特产。在柏合镇，掐辫子成为当地农人重要经济来源。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不会这个技艺的。

奇怪的是，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一米左右的竹棍，竹棍的另一端，紧紧地握在中年妇人手里。母女俩，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走着。我很惊讶地看着他们从面前过去，小姑娘没有因为走得慢而烦恼，一幅小姑娘该有的天真的样子，甚至带点对赶场的小小的喜悦。注意到我，看了我一眼，清澈的眸子里浅浅地笑了一下，算是对这个陌生人的礼貌的招呼。然后就不紧不慢地过去了。

第一次看到这场景的我，无疑充满了疑惑。第一次看到盲人，也第一次看到盲人母女在这样的互助中走路。

后来我回家说起这事，姐姐说，这是他们班的芸芳，她妈妈是瞎子。

在我之前的印象中，所有人的家庭都是爸爸妈妈都在的，健健康康的，他们下田，赶场，收麦子打谷子、吵架甚至打架，他们生龙活虎，用80年代被释放的热情挣着生活的希望，养活子女。

而我现在，才晓得居然还有不一样的家庭。而那个女孩就是芸芳。

二

多年后，我才断断续续听说了芸芳家的一些事。

芸芳的父亲，个子不高，腿脚稍微有点问题，家里比较穷。在乡村里，这样的人结婚自然是有些困难的。因此拖到年纪较大的时候，直到有人介绍了芸芳的母亲，一个来自山里的盲人安姑娘。一个腿脚有点问题，一个是盲人，两人也都没有嫌弃对方，就在一起了。

虽然是盲人，但安大娘却是非常勤快的，家里打整得干干净净，灶台上一丝灰也没有，就是柴圈里的柴也是码得整整齐齐。这，让邻居都很惊讶和佩服。

常伯伯和安大娘最开始是比较艰难的，但却有了家的温馨。而芸芳的出世，无疑给这对夫妇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为了多赚点钱，常伯伯做起了牵脚猪的事儿。那时候农村养猪的多，很多农户都会养一头大黑的母猪，生小猪卖钱贴补家用。只要哪里有人带信打个招呼，常伯伯总是会迈着微微有些残疾的腿，在叮叮当当的铃铛声中，赶着那头大脚猪远远的赶去。

这个家里，似乎正在好起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概在芸芳五六岁的时候，一场疾病袭来，在对这个家无限留恋与担忧中，常伯伯还是过早地离开了。

对农业社会的中国家庭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安大娘在巨大的悲痛中，操办了丧事。甚至在悲痛中，安大娘还细心到，给砌棺椁的人，每人一个三块钱的封封（三块是彼时相当拿得出手的数目）。丧事办完，亲友逐渐离去，家里静下来。安大娘虽然看不见，但心里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澄明透彻——要振作，母女俩得靠自己养活，要供芸芳读书！

家里的田，安大娘是无法种的。她以只收取口粮的条件，租给人种。她把脚猪卖了，托人买来小猪喂养，这将是芸芳的学费。她又买了10多只鸡，人情来往过年总有些开销。而日常的油盐开销，则靠掐辫子。小小的芸芳，这时候是母亲的好帮手。或许太小，她刚开始甚至还感受不到失去父亲的悲伤。等她逐渐长大些，明白过来，安大娘的坚强给了她完整的心灵。没有父亲，但她，并不比别的小孩缺少爱。

三

或许最好的结局，应该是芸芳成绩优秀然后考上大学。但现实里哪有那么多的诗意。上世纪上世纪90年代初，小学初中毕业的乡下孩子，开始为家里做事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初中毕业后，芸芳没有像很多女孩一样外出打工，而是留在了安大娘身边。90年代后期，乡里许多人家都修起了楼房，鉴于芸芳的家庭情况，村里人号召党员们捐款，为芸芳家里修建了三间平房。后来，芸芳在家里结婚，一个来自本镇的乡村青年成为这个家的上门女婿。几年之后，平房变成了楼房，不比周围任何一家逊色。

这时候的安大娘，家里的大情小事已经不需要她操心了，算是开始了晚年的“幸福”生活。她常常坐在自家院坝里，晒着太阳，看管着自己的鸡，与来往的邻居们打着招呼。

又过了大约10年，芸芳的孩子已经10岁了。安大娘走了。走得很平静。乡邻们来得很多，很多人在葬礼上念叨起她“摸到喂猪、喂鸡、掐辫子，家里灶头一尘不染”的传奇。

在那样的年代，我的身体健康勤快能干的父母，也常常为我和姐姐的学费、生活费发愁，甚至为此而彻夜失眠。他们偶尔也尴尬地向亲友借钱——他们商量去借钱的惆怅和窘迫，预想被答应和被拒绝的种种小心翼翼，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些日子，我不知道安大娘和小芸芳，又是如何过来的。

四

我曾想，童年的很多事情都模糊了，为什么我却记得芸芳一家？

或许正是超越不幸后的自尊和从容，安大娘传给了芸芳，而在那个深秋的清晨，我看到芸芳的时候，在那一刹那，被这种温暖的力量，深深地打动。

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不知道，人的内心要多么强大，才能够超越自己的苦难。但我看见，安大娘，她一辈子生活在黑暗里，却把自己活成了温暖的光。

2014年过年时，我在老家待了几天。附近的拆迁已经进行了很多。我和家人散步走到4队，河对面不远处的推土机正在平场。父亲指着那些已经只剩地基的房子遗迹，说这是哪家哪家的房子。后来，他指着一个地基说，这以前是芸芳他们家。

我不由自主的叹息一声。

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都终将随着土地而慢慢消失。

（李春林，笔名锦城夜雨。1980年生于成都近郊乡下，200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曾任教于成都理工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后供职于文化及媒体行业。现为四川画报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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