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以启尔德为代表,一群怀揣梦想、风华正茂的加拿大年轻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四川,在成都华西坝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还兴办了中国西部第一所综合性文理并重的大学——华西协合大学。,百年华西坝 那些大师云集的传奇岁月。
1892年2月16日,在精通中文的老传教士郝斐秋的带领下,启尔德一行从上海出发,乘坐小火轮,开始去往他们心目中“地球上最遥远的四川”。5月21日黄昏,船驶入成都东门码头。郝斐秋留下的文字这样描述成都:“我们终于来到了马可·波罗称赞不已的成都。在万山丛中,还有这样一座繁华的大城市,真是奇迹!”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成都病痛愚昧盛行。7月的一场霍乱,每天有五六百人丧生,启尔德震惊于这里的卫生状况如此糟糕,内科医生如此稀缺,于是,他在四圣祠街开起“福音医院”,“福音医院”后来发展成为仁济医院,这就是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孵化器”,杨济灵、米玉士、翁之龙、林则等中外著名专家先后聚集于此。
在这里,启尔德和他的夫人启希贤让成都的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让生孩子不再成为妇女的“鬼门关”,成都缠足的小女孩也因此被解救……而更让人敬佩的是,启尔德救治了很多鸦片吸食者。当时四川省内大小城市的街道上,都有鸦片烟馆。1896年,启尔德的医院向戒毒者敞开了大门。启尔德既是院长又是医生,还当护士、护工。“入院的头三天,病人痛不欲生。猝不及防,病人发吐,污秽之物,喷他一身。”谭楷说。每天,启尔德要走进戒毒病房,贴近戒毒者。每天,他都看得到治疗效果——戒毒者只要在医生的帮助下熬过前三天,第四天的状况就会明显改善。一周左右,病人的睡眠、饮食都开始好转。经过两周至三周,病人就会有明显改变,开始长肉,皮肤变得洁净而滋润,他们开始有了笑容。那是挣脱了鸦片恶魔、获得新生的笑容——这是启尔德最感欣慰的事。
据谭楷透露,除了救死扶伤,启尔德对成都的爱之深沉不止于此,启尔德博士,在成都参与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在长达72年的时间内,启氏三代人之中有十人服务于中国。他还出版了《民国四川话英语教科书》,以助更多人与四川人深入沟通。
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先驱在相对闭塞的中国西部,打开了一扇世界之窗,让文明之风劲吹。因为他们,一些成都市民第一次使用牙刷,第一次种牛痘,第一次吞下西药片剂,第一次接受外科手术……
马悦然
诺奖终身评委的成都爱情
写作《枫落华西坝》时,谭楷的采访对象,最小的都已经80多岁,有的更是讲完就离开人世。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奇被打捞,其中就有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与成都姑娘陈宁祖的故事。
2017年3月24日,经济学家、会计学家杨佑之教授的女儿,西南财经大学校医院主任医生杨正予在弥留之际,叫来了谭楷。“四孃(杨正予)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她的闺蜜,一个地道成都女娃子陈宁祖,与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人马悦然的爱情故事。”
1949年的华西坝,在教育家陈行可、刘克庄夫妇的院子“可庄”里,二小姐陈宁祖刚刚高中毕业。根据杨正予描述:“宁祖跟我是小学、初中、高中同班同学,她爱说爱笑,长得挺秀气,小乖小乖的,性格非常活泼。我晓得有个个子挺高的,一头卷发的‘马洋人’,在跟我家隔壁的邻居闻宥教授学宋词,他是住在‘可庄’的房客。”于是,陈宁祖的同学们都问:“那个马洋人,是不是对你有意了?”陈宁祖红着脸说:“他有个未婚妻,在美国读书呢。”尽管如此,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们相处得不错。马悦然还承担了帮助陈宁祖学英语的义务,但对这事儿,马悦然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失落心境:“宁祖根本不想跟我学英语,但是她莫得办法,她妈妈逼她每天上午到我房间来学一个小时英语。我在城里一个铺子里买到了美国PX Store所留下的几罐可可粉,宁祖每次来上课,我请她喝一碗可可,可是,可可喝完了,她就逃学。”在两人的交往过程中,陈宁祖会领着马悦然到玉带桥的“新明书屋”去买旧书,马悦然会请陈宁祖看电影。
1950年7月初,马悦然要离开成都了,“可庄”举办了丰盛的家宴欢送他。陈宁祖弹钢琴,唱中国民歌。她的声音婉转而深情,唱的是马悦然最喜欢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分别后,马悦然去了香港,在此期间,马悦然突然觉得怅然若失,他问自己:“人到了香港,箱子也到了香港。可是我的心呢?我的心在哪里?”不久,马悦然就收到了未婚妻的分手信。随后,马悦然发电报向陈宁祖求婚成功。在等待20多天后,1950年9月20日上午,陈宁祖走过罗湖桥与之相聚。两人幸福地生活了46年,育有三个儿子。1996年,陈宁祖因病去世。因为这段华西坝情缘,马悦然对成都、四川乃至中国,都拥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他成为誉满全球的汉学大师,努力地把古往今来优秀的中国作品推向世界。他翻译《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近现代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的诗作,沈从文的小说,他翻译的《水浒传》《西游记》多次再版,流传甚广。
陈寅恪
在广益宿舍的平静时光
一部《无问西东》让更多的人们知道了昆明的西南联大,而在华西坝,也有一个“西南联大”——“华西坝五大学”。那时的华西坝,校园清旷,芳草茵茵,活跃着一大批包括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当时国内学术大师的身影。
“那时候,经济学家吴敬琏还在华西后坝上初中;著名作家韩素音还在小天竺街的进益助产士学校学护理;而加拿大驻中国第二任大使苏约翰还在读小学;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还在上幼儿园,跟后来的著名建筑师单明婉一起玩捉迷藏……”谭楷说。而抗战期间,在华西坝庄严的钟声中,大师们教书育人,更是留下太多的故事。史学大师顾颉刚在成都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国学大师钱穆同时在望江楼畔的四川大学和华西坝上的华西协合大学执教;戚寿南、董秉奇、侯宝璋,在华西坝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生,是令人景仰的医学泰斗……
抗战后期,“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受聘于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携家人走过万水千山,来到华西坝,让师生们欢欣鼓舞。谭楷说,陈寅恪一家,先住在陕西街居民楼,与李方桂为邻。由于这条街上有陕西会馆,还有很多茶楼、酒馆,非常热闹。陈家的厨房便正对着一家小酒馆厨房,从酒馆传来的吆喝声、划拳声不绝于耳,陈寅恪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受不了。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得知后,马上告诉文学院院长方叔轩。经过协调,陈家于1944年暑期搬到华西坝广益宿舍45号。这里绿树成荫,道路整洁,十分幽静。陈寅恪在成都生活了一年又九个月,他的女儿陈流求后来说:“抗战期间我们家最好的住所就是华西坝的广益宿舍。”
陈寅恪总是穿一袭长衫,夹着用双层方布包好的几本书,走上讲台。谭楷说,“他习惯于双手叉腰,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密不透风。脱口而出的那些考据,那些典故,足够让学生翻烂几十部书。”1944年12月12日早上,在右眼失明七年之后,陈寅恪负担沉重的左眼也看不见了。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当天上午有课。那时没有电话,只能尽快口头通知学生,免走冤枉路。
流沙河先生曾说:“要研究晚清的成都,得去宽巷子、窄巷子,要领略民国时候的成都风情,得到华西坝。”谭楷是在华西坝的钟声中长大的,他家曾住过的老房子,当年正是闻宥、吕叔湘、杨佑之等名教授住过的那栋小楼。故乡情结让谭楷决定与时间赛跑,把华西坝的老故事抢出来。他采访了百岁老人马识途,杨佑之的女儿杨正予,闻宥的儿子闻辂,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美延……众多受访者都年事已高,而谭楷自己也年过古稀。他说,这些老人摆的有关成都和华西坝的“龙门阵”,虽未必能入正史,却是抗战期间鲜活的民间记忆,是华西坝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篇什。除了谭楷的这部《枫落华西坝》,“华西坝文化”丛书的另外两本,《华西书信》和《紫色云雾中的华西》同样珍贵,它们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视角,勾勒出百年华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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