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在查房
本报记者 邓晓洪/文 林子欣/图
医界人物
叫王健的医生我认识3个,这次我要写的,是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王健。他是血液风湿免疫科的主任,一个很有经验的血液病专家。
我是很偶然听到一个故事才决定采访王健的: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小伙子得了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不远万里飞回国内治疗,如今,他已基本痊愈。
这个病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那部叫《血疑》的电视剧,主人公幸子得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她最终离开了人世。王健是如何把那个留学生治愈的呢?而且,他是市六医院的医生!在成都人眼里,尽管市六医院是所三甲医院,但不算“大医院”,而在大众意识里,血液病是一种大病,生了大病得到“大医院”去。
采访了王健,我才发现,大众的认识有误区:好医生不只在大医院,盲目追求大医院,有时会酿成悲剧。尤其是血液病,它需要更细致更周到更考究的治疗,一个倾情投入到治疗中的好医生非常重要。
王健正是这样的医生。我们的故事就从那个留学生讲起。
A应该找一个怎样的医生
这个留学生叫李蒙(化名),2015年的时候,他22岁,这一年,他遭遇了人生中最大一次健康挑战,他被查出患有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那时李蒙正在韩国留学,此前,他换过一次宿舍,那个宿舍刚装修完毕,味道很大、很刺鼻,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健康出问题了。
他最开始发现自己的皮肤出现淤斑,有时轻轻一碰就会出现一个青疙瘩。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血小板、白细胞、红细胞减少得厉害,而且贫血,血色素只有6克多。医生告诉他,他患的是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独在异乡,出现如此严重的病症,李蒙的父母吓坏了。在韩国治疗是不现实的,他必须回国。回来该找一个怎样的医生呢?李蒙的家在川南,他们四处托人打听,就打探到王健这个血液病专家。
2015年底的一天,李蒙在韩国的医院输了血以后,乘飞机抵达双流国际机场,然后直奔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王健这边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一抵达就住进血液风湿免疫科,检查和治疗立即开始。
对李蒙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这种病,用药非常考究,剂量少了医不了,剂量多了副作用大,中间很多讲究,把握时机很关键。虽然在治疗上有标准,但完全照搬标准显然是无法治疗的,得凭经验不断调整。”我无法记录那些生涩的医疗专业术语,但从王健的表达里,我仿佛看到那种类似于对待精密仪器的状态,专注、精细、一丝不苟。
在治疗3个月后,李蒙开始好转,直到两年后,他开始慢慢药物减量,直到停药。如今的李蒙,已经在成都一家公司上班,他会定期回到医院复查,在此过程中,王健科室的医生会对他的状况进行跟踪随访,“现在除了尿酸稍偏高外,一切都很正常。”王健说。
B为什么血液病人要找这个医生
李蒙的父母为什么找了王健而没有去大家眼里的“大医院”?这是有故事背景的。
王健的老家也在川南,而且,他在川南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了多年,如果从1994年他到川大华西医院进修血液病学算起,他从事血液病专业已经25年。李蒙的父母之所以找到他,就是因为他在老家时就治好了很多血液病患者。
作为一个医生,特别是血液病医生,王健不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在上世纪90年代,他曾一度悲观,在从医过程中找不到成就感,觉得自己所做的工作没有多大价值。“那时对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等都没有太多好的办法,病人治着治着就死了,我无法接受这种结果,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多大意义。”
医学科学的进步、全新药物的诞生,不仅拯救了病人,也成就了医生。王健说,检查检测手段的更新、非化疗药物比如靶向药物以及免疫抑制剂的诞生,让血液病的治疗现状逐渐得到改观,“以前总认为得了白血病就是死,现在已经不同了,很多血液病都能治了,治愈后跟正常人没有差别。”
王健清楚地记得自己治愈的第一个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他是一个初中学生,成绩非常好。他的父母为救儿子,也曾四处打听,希望寻找最好的医生。王健很真诚地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种新型的免疫抑制剂,可以让重型再障的治疗得到改观,但治疗这种病,需要医生很大的耐心和恒心,所以我们需要选择相互信任、紧密配合。”
最终家长选择信任王健。王健也让家长感到放心,为了治疗这个孩子,他不停地钻研学习、不停地寻找方法。“对病人、对家属、对医生,整个过程都是很煎熬的,我的治疗需要一环扣一环,不是一种新药就完全解决问题的,除了新药,有时还需要使用激素,必须把握剂量,又要控制感染,几乎每一步都像踩钢丝。”
对这个孩子的治疗,先后历经了4年,其间家长非常配合,在家哪怕打了一个喷嚏都要告诉王健。正是在这种信任与配合下,孩子最终康复了,后来回到学校,并顺利考上大学。
王健说,血液病是一种需要医生全程精细化操作的疾病,病人及家属的信任与配合必须放在第一位。正是这样的信任与配合,王健不断治愈患者,让他开始收获作为医生的价值与成就。
C他为何对患者气不打一处来
在普通大众眼里,血液病是一种大病,大病就应该到大医院去。
“所谓‘大医院’,就是那种位于顶端的医疗资源,但未必是好事。”王健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正是由于人们的普遍意识,导致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在我国,血液科除了极少部分大医院外,普遍的医院相对较弱,这已经给很多医院的血液科学科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王健说,从患者的角度来说,选择大医院并没有错,那里有资源优势,“但问题也出来了,那里病人也多,当病人太多时,医生没有能力照应到每一个病人,而血液病恰恰是需要医生对病人个性化、精细化耕耘的疾病。”
王健信手拈来一个故事案例。
病人是一名中年男性,是一名教师。他查出患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后,王健就告诉他,这种病可以治疗,但需要医患双方紧密的配合。但治疗不久后,患者突然选择了离开,去了一家大医院。病人的选择本没有错,但中间的折腾让王健都感到崩溃了。
在某大医院,住院好转后,办了出院,此后需要去门诊调整用药。去复诊调药时,药物加量肝功明显异常,减量病情又控制不住,又入院治疗。好转后又出院、门诊调药,但很快又病重,又入院……
病人从老家奔波成都,如此反复,很是痛苦。因此后来他们再次找到王健,了解到这一过程,他气不打一处来,有些发火了:“你怎么不把家搬到成都呢?”气归气,他还是接纳了患者。他告诉记者:“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需要免疫抑制剂加雄性激素,但需要对剂量进行较为精确的调整,如果量多了,肝脏受不了,如果量不足,又没法控制病情,只有输血小板,这个平衡非常难以把握。”他说,这种情况,就需要医生为病人制定详细方案,并且密切关注、精细化调整,“他到大医院,那么多病人,医生哪会有精力为他一个人竭尽全力地想办法啊?!”
重新回到王健的科室,经过重新设计治疗方案,保主药,逐渐减少肝脏副作用大的雄激素。一个星期后病人的病情就出现了奇迹,“暂时不输血小板了,肝功能也正常了,慢慢地,我把雄激素也停了。”4个星期后,病人血小板涨起来了,面色红润了,“后来病人自己都学会了判断:只要面色红润就是正常的。”
D我们要为自己疾呼
王健遇到过的病人悄悄转上级医院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有一个太悲剧。
有个小女孩,患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这是一种非肿瘤血液病。此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治疗的开始阶段效果很好,但若不做到细致维护,后果将很严重。这个小女孩最开始在王健这里治疗,但在中途,父母悄悄带上孩子去了家大医院,但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细致维护,小女孩不断复发,导致抵抗力很差,稍一感冒血小板就急剧下降且不生长。小女孩最后一次送到医院抢救时,血小板竟然为0,血色素只有1克多(正常人为10多克),她消化道出血不止,最终抢救无效去世。孩子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现实,两人后来离婚。
王健说:“想起这个悲剧就让人揪心,这种病,需要缓慢妥当治疗,病情有好转后需要对药物慢慢减量、要足够疗程,如果精心呵护正规治疗,70%的人可以治好,半年就可停药,20%的人在治疗过程中病情有波动,只有10%的人难以治愈。”
所以王健说:“我也要为我们当医生的疾呼:请信任医生、配合医生,就医要理性,不能盲从、盲目,否则会给自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为了治愈更多患者,王健带领市六医院血液风湿免疫科的医护团队一直在努力着。他说,从2017年起他们就在使用最新一代的血细胞分离机,这种设备不仅可以通过血浆置换的方式治疗血液病、风湿病、肝脏病、神经系统疾病,还可治疗中毒等,而且可以实现血细胞去除,让那些血细胞异常增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成华区有一个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之前治疗走过不同的地方,最后他在市六医院停留下来接受王健治疗,经过规范化、个性化治疗后,这个已经退休的患者已经很健康,如今已骑游1000公里。有一次他回医院复诊,给王健科室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不必舍近求远,信任永驻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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