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汉口沦陷后,我化名潜往上海,奉茂福申总公司负责人荣德生(荣毅仁之父)指派,随同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公司、福新第五面粉公司两公司的经理李国伟取道香港转赴大后方重庆。不久,李国伟派我在成都筹建建成面粉厂,担任建成面粉厂常务董事长副经理。抗战胜利后,建成面粉厂迁沪。兹将我留守汉口和入川筹建工厂经过,简略忆述。
转移物资 脱险生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巨量物资沦于敌手。国民政府接受这一惨痛教训,饬令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协助武汉地区公私营工矿企业迅速内迁。
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公司和福新第五面粉公司,是当时武汉地区比较大的企业,拥有大量机器设备及物资储备,工人数千人。两公司经理指定副经理章剑慧及翟冠英、章映芬、厉无咎和我负责办理内迁事宜。由瞿冠英在宝鸡,厉无咎、章映芬在重庆,我在汉口,分别组织运输。两公司所有机器设备,分别拆卸装箱,经水、陆两路分批运往川陕。由于战争形势恶化、交通阻滞,机器设备只运出了五分之三。
所有未运走的机器材料,除大部分堆存英商太古、怡和两洋栈外,还在特三区(即北伐战争时期收回的英租界)购买沙逊洋栈一座,堆存其余物资。并临时组织一个万安洋行,聘英国人孝文为大班,我任华方经理,负责管理两公司留在汉口的物资和设备。至于两公司原址,聘请美籍、德籍侨民二人分别负责看守,都挂上美国国旗。我于l938年9月底武汉陷落前夕,移住法租界。
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给养非常困难。日寇打听到我公司有大批机器和物资堆存在太古等洋栈内,便指使三井、三菱洋行的大班来找我,要求合作,提议将两公司机器运回厂里复工,并提出“优厚”的合作条件,我婉言谢绝说:“我是由申新、福新公司雇用的人,没有权力决定企业是否与人合作,你们可以向上海总公司联系。”日寇派人到上海,总公司则推却说:我们外地的企业,都由各地负责人自行处理。日寇恼羞成怒,即将此事交汉口日本宪兵队办理。日寇因不能在法租界内逮捕我,乃派汉奸特务侦查我的行动,趁我到特三区万安洋行办事的时候,于1939年5月的一天,把我逮捕。
我被关押在汉口日本宪兵队驻地“大孚银行”内,这个阴森恐怖的牢房还关了很多不愿与日寇合作的中国人。敌人审讯我,要我交出堆存洋行的机器、物资的栈单并签字,让他们去提取。尽管他们再三威胁恫吓,我坚持说仓库栈单已由两公司负责人带走(其实我锁在法租界住宅的保险柜内)。日本宪兵特务就大发雷霆,一顿拳打脚踢后又把我拖进牢房。我被日寇逮捕后,孝文大班非常着急,他设法通过停泊在汉口的英国小兵舰上的电台,发电报到上海通知茂福申总公司。荣德生、李国伟两先生获悉后,再三请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孙维倩赶到汉口,将我营救出狱。我出狱后向孙维倩要求离开汉口回上海,他又通过日寇方面的人事关系,给我弄到一份改姓换名的通行证,把我带回上海总公司。只是我不惜性命保护的设备和物资在珍珠港事变发生、英美对日宣战后,仍被侵占武汉的日寇全部掠夺走了。
此时,李国伟奉派到内地去照管迁川陕的企业,我不愿再在沦陷区过亡国奴生活,经总公司同意,随李国伟来到重庆工作。
筹组公司 选址建厂
1939年,李国伟了解到当时四川和西北交通困难的实际情况,认为新厂不宜集中修建在一二处,而应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公路沿线,采取分散修建和经营的策略,使新厂既是公司系统的一个生产经营点,又是运输网上的据点。乃于l940年派我到成渝公路沿线作初步调查。调查后,我提交了在成都建设一个中型面粉厂的报告。
当年夏秋之际,李国伟偕同华迩英工程师来到成都审核了我的报告,认为完全可行,随即召开筹备建厂的发起人会议。我被指定为留蓉筹备建厂的负责人。
申新、福新原系股份无限责任公司性质,为了适应当地情况,有必要接受地方人士少量投资,便于合作,遂决定新建厂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核算,以示区别,资本为国币100万元,定名为“建成面粉公司”(又称建成面粉
厂),办公地址设在南沟头巷36号(后迁北新街门市部)。公司设董事会,由董事10余人组成,并设5位常务董事,实行董事长负责制。
我们察看到成都郊外东山一带所产小麦筋力足、质量好,又便于集中。同时,这一丘陵地带,人口密度小,距城区较近,工厂有发展前途,遂将建成厂址选定于此,在大观堰购得土地20多亩破土动工。
1941年3月,厂房建成,随即安装制造面粉的机器设备,如磨粉机、筛粉机等。这些机器设备全靠电力发动,但大观堰到城郊场镇牛市口沿途没有一盏电灯,更没有架设高压线路。经协商,得到启明电灯公司经理洪开甫支持,专为我厂架设起一条高压线路,始能顺利开工生产。
健全制度 锐意经营
建成面粉厂建成后,部门主管和生产车间的技师,都由李国伟从福新公司内迁人员中选用;一般工人均在成都本地招收,经过培训,选拔使用。
车间工人实行两班制,每班工作l2小时,严格交接班制度。为了保证生产,要求“一人顶一人用”,决不浪费人力。建厂初期,生产工人60人,日产粉400袋,以后日产量增长到l000袋时,工人只增加二三十人。
“职工家属不能过问工厂事务”这条规定,是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的。由于我厂面粉是照政府要求平价出售,低于市面价格,一直很紧俏,只要能在本厂开立经销户头,就有相当利润。因此,有些商人想“走内线”经销本厂面粉,我们经过研究,一概不准。为了根除弊端,我把它列为厂规,不得违犯。
为使职工一心为厂工作,不见异思迁,厂方尽可能对职工生活给予关心。抗战时期,物价波动剧烈,全厂职工工资均按发放日的物价指数计算发给,使其不受或少受法币贬值的损失。至于从上海无锡、武汉来的职工,因其家属不在成都,建成厂参照申新、福新两公司实行的办法,经本人申请,由上海办事处按月向家属送米送钱,保证其生活。
建成厂购买小麦原料,一律现款现货,不买预货和仓飞,以免遭受意外损失。每届小麦登场,我们尽可能大量买进,所以小麦库存比较充裕,很少停工待料中断过生产。从市场购进的小麦,都由农民送厂交货。验收时,坚持按成交时的麦样收货,不合格者拒收。
我们生产的面粉,分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四等。头号粉提取量小,在磨粉过程中选提的优质粉,不到全部产量的l0%,四号粉产量也不过20%,二、三号粉比例最大,约占全部产量的70%左右。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配料是由厂长和面粉师负责,磨粉机的维修则由拉丝师负责。
我厂面粉每袋重为44.5市斤,按规定,绝不准出现短少。对于称面粉的面粉磅秤,厂方严格规定必须随时校准。管理磅秤的工人要按车间工人交接班制度执行,如发现没有认真执行交接制度,除处分外,即予撤换。这样,保证出厂的面粉不仅质量好,还不短斤少两,维护了工厂信誉。
成都地区没有面粉交易市场,不像武汉、上海,有天津帮、东北帮的面粉行号,因此成都面粉厂除生产外,还要自找销售场地,遂设立批发门市部,自行销售,并选择一批经营零售面粉和加工面条的信用好的商家,作为我厂固定的经销户,署袜街卖面的“兆丰辰”号,就是本厂最早的固定经销户之一。无论是经销户、长期用粉户和机关学校,都以一袋为批发起点,定价不二,一袋是什么价,再多也不打折扣。
有口皆碑 媲美洋粉
从1941年3月投产到抗战胜利,仅4年多,我厂资本由100万元增为200万元,再增资为400万元;设备、产量及生产工人均不断增加,成为当时成都最大的面粉厂。能够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是由于迁来的外省籍人口激增,外省人多以面粉为一部分主食,需要量随之增大。尤其是1943年,成都附近新建和扩建了8个机场,盟国空军云集,都以面粉为主食,不但需要量大,而且还要高质量。如此巨大的变化,使面粉的供应出现更加紧张的局面。
为此,我们在1944年初增添设备,扩大生产,由日产粉四五百袋增长到1000袋,产量增加一倍多,而生产工人只增加了二分之一,总共不到90人。行政管理人员基本没有增添,生产成本还相应降低了一些。并在省内乐山建立一个批发销售点,为节约开支,委托当地一家商店代为推销,从而把我厂面粉扩大销售到岷江沿岸。
抗战期间,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国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对粮食、布匹采取平价供应政策,由成都市政府负责执行。每次核定售价,均由市政府派员会同我厂核算成本,因而价格低于市价甚多,厂方的利润甚微。为了支持抗战,本厂总是精打细算,降低成本,坚持薄利多销,年年都有盈余,既支援了抗战,自身也得受益。
在平价供应利润微薄的情况下,我厂产品质量从未下降,尤其所产头号粉,一直是有口皆碑的名产品。记得当时全国知名的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先生在一次宴会上说:“建成的头号粉是全国第一,可以与加拿大的洋粉媲美。”当时成都制造高级糕点,供应高级面食的“冠生园”“上海食品公司”和“励志社”,以及“盼湖春”等大餐馆,都是长期使用本厂面粉的大用户。
1944年的一天,成都“励志社”曾派一位干事来我厂说,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指定要买我厂的头号粉。我立即通知生产部门,尽快加班完成,送到“励志社”派专机空运往密支那该队总部,这也是我厂职工为抗战贡献了一点力量。
抗战前,成都市场销售的面粉,是承袭以往千百年农家传统土法,推磨而成,去麸不净,研磨不细,色泽不白,比较粗糙,产量小,市场销售量也小。至于面粉制成面条,亦用手工刀切,非常落后。在抗战初期,兆丰厂率先带头为机制面粉工业开辟了道路。随着南北各省人士来成都者日多,具备各省风味的面食业应运而生,而随之出现的机器绞制面条的作坊,也逐渐取代了手工切面,并形成一个新兴的行业。糕点业中的高级饼干、西式蛋糕、多种面包也能生产,成都人民的饮食习惯逐步有了明显改变。这些变化皆因本市有了机制面粉工厂,才促进了面食业、糕点业及机器绞面业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我去沪开办上海建成面粉厂,成都建成面粉厂则由王伯静接办,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建成面粉厂全部接受人民政府粮食管理部门订货的任务。1953年,总登记的资产总额为旧人民币46亿余元。l955年,政府批准为公私合营企业,继后又改为国营,现为成都面粉厂。
? 讲述:何致中
? 记录整理:成都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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