簌簌有声 庄重悲悯 阿来《云中记》的“执”与“成”

——阿来《云中记》的“执”与“成” □赵依

诚如阿来在新长篇《云中记》开篇的自白，小说如庄重而悲悯的“安魂曲”，献给“5·12”汶川地震中的死难者和那些消失的城镇与村庄——文本叙事极富诗意，是“边地书、博物志与史诗”，更是从近处历史所生发的宏阔如空山的回响。

阿来的小说在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中悄然发生新变，古老闭塞且一度自足的土地上，民族身份和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错位，悲剧和苦难的力量成为一种复杂又单纯的旋律维系着生活的某种平静表象，人们在这种常态中似乎还来不及、不愿意去直面、回忆和思考——于是阿来觉得是时候了，现场展示、生命书写、精神探索、命运感、历史感，早已如小说结尾处的那“一只蓝色的精灵在悄然飞翔”……

“安魂”：记忆与延续

《云中记》集中塑造了非遗传人阿巴这一人物形象——阿来将其作为主要的叙事策略——以时间及其节奏性为章的长篇文本结构中，小说细数了阿巴从移民村重回地震灾区云中村的半年时光，阿巴在遗迹中寻找旧人留存之物度日，以特有的“告诉”方法和“祭祀”仪式安抚、祭奠、超度灾难中逝去的乡亲，不单是这些情节写得细腻悲壮，与这一切关联的万物万灵都被一股巨大的情感涡流席卷，而随着阿巴不断深入灾区、直面生死、思考灵魂与信仰，他最终以自我生命和全然纯粹的灵魂献祭深爱的故土——此之消亡走向彼之回归，读者在多重的命运选择中体悟“安魂”的复杂深意，而这，也告慰生者。

笔者彼时身在成都，作为“5·12”汶川地震的亲历者，在《云中记》开篇便能捕捉到阿来近年来颇受关注的非虚构写作：作为区域地理象征的岷江水和如今作为新地标的移民村们，已经被更为宏阔的历史感裹挟；“他叫了一声山神的名字”——我始终铭记在最初的那一秒钟是如何意识到这是地震的爆发；“当他们看到江边公路上那些等待转运灾民的卡车时，一些人开始哭泣，像在歌唱”——后知后觉的悲伤再次为灾难的巨大和突如其来做证，多少人如那棵老树般宁可“死意已决”；再后来，救灾人员及物资来了……

阿来的“安魂”直面记忆和现实，非虚构笔法和细节的真实不乏史书实录之感。于是我们在小说里“俯察品类之盛”又广识“草木鸟兽虫鱼”以赋比兴，连同诸多民族文化习俗，关于圈养还是跑山放养，关于饮酒，关于碰头礼和“告诉”，关于抖开袖子袖管里比划手势议价，这些笔者曾在四川阿坝亲见的真实，一齐形成了文本融贯的文化气质风貌。也正因了此种风貌，阿来独有的幽默感才有的放矢：始终喊不对自己称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巴对侄子的为难和体恤……这些源自作家悲悯心的幽默感关涉无处安放的自我认知焦虑，存乎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之间。

这场“安魂”，与阿来的历史感和对当下的关怀相系，“安魂”成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和现实节点，对阿来而言也是人与乡之间无法隔绝的血脉。由此，小说主人公阿巴的信仰在一己执念之外生发出坚实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必要性，小说的边地书、博物志性质亦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史载。阿巴的自我回归和重拾旧日程和记忆重演——祭祀山神阿吾塔毗、云中村招魂和安抚亡灵——以及生者各自生活的告慰和延续。总之，“不让悲声再起”，就需要精神枷锁的逐层开释，“天与地”“神与人”互相感知，我们从中看到了如《格萨尔王》般的藏族英雄个性化“重述”和现代性视野。

时间、节奏与重述

阿来写作的起笔总是倾听时间，颇多研究意趣：“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尘埃落定》）；“那时家马与野马刚刚分开。”（《格萨尔王》）；“那时是盛世。康乾盛世。”（《瞻对》）；“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蘑菇圈》）；“海拔3300米。寄宿小学校的钟声响了。”（《三只虫草》）；《空山》六个中篇的开头——“那件事情过后好几年，格拉长大了……”“多吉跃上那块巨大的岩石，口中发出一声长啸，立即，山与树，还有冰下的溪流立刻就肃静了。”“达瑟，我将写一个故事来想念你。”

《云中记》的开篇也不例外：“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紧接着是极富画面感的镜头式描写，关于山川道路、关于藏地风貌、关于两匹马……插叙、预叙、倒叙等多重的重复性叙事，加之由“天”到“月”、由“月”及“天”的章节节奏控制，叙事密度调节着情感浓度，时而是全景镜头下的场景呈现，万籁巨响，时而以时间让渡叙事，斗转星移。

阿来独特的叙事时间观控制着叙事节奏和叙述时序，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文本状态通过重复叙事填补无限可能性，重述之魅就好比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等，叙述者一遍遍烘托渲染，一方面深入刻画着人物和事件，同时使叙事本身获得解放，刚柔、动静、顿续、疏密并构，兼避扁平与杂乱之弊，审美风范与情节元素随时对应，而时间的节奏性成就小说的音乐性和诗化，节奏本身又具有某种形式上的重复性。《云中记》里，法铃、两匹马、云中村寻访等故事架构和细节铺设打乱时序，通过不同场景下的重复性叙述牵连更为广阔的叙事枝蔓，各自的叙事功能逐次递进，叙述现实、重拾记忆，同时创造性地介入集体创伤。而重述带来的统一中的变化、变化中的统一综合为一种小说语言的散文化倾向，意象和声和谐伸展，小说获得精致而复杂的声音结构和文本形式。

所谓精致，尤在细节。无论是“马匹用力爬坡时右肩胛耸起，左肩胛落下”，还是鞍子木头关节处的声响以“咕吱咕吱”拟声，以及荨麻、鸢尾、马先蒿、金莲花、龙胆、溲疏、铁钱莲、丁香、白桦、云杉、杜鹃花树等植物的指称，又或是震前震后风物变化和繁复的画面整体营造，都可以看出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日常洞见和语言功力。毫无疑问，小说在讲述故事、再现经验的叙事性基础上，还是一种形式的建构和语言的创造，这也是长篇小说理应昌明的精神创造性和审美理想。我们从阿来的创作中可以明辨“学养”和“知识性写作”在解决文学的艺术危机、价值危机等方面所具有的长期精神效果，而作家归属于自省与理论的共识对文学创作行为的自觉是审美创作必须依赖的资源，在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

《云中记》颇致力于画面感及其真实性的建立，此即阿来对历史性灾难创伤的正视和呼吁：共同的“安魂曲”并不仅是局部或区域性的记忆重拾。阿来使世人再度面对那个悲惨的灾难性时刻，呼唤他们去努力寻求可能的解决之道，去留意、体悟他人的苦难——通过文学创作的艺术呈现抵达广泛的深入的持续响应，阿来必须为读者提供一幅幅可感可想可见的画面去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目击时刻——对灾难的承认、再现与和解，构成谱写“安魂曲”的创作动因与可能。

《云中记》

作者：阿来

北京《十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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