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 写出有血有肉的鲜活感

王笛1956年生于成都，1978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5年，硕士毕业后留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师从中国近代史名家罗威廉。1998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研究，是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历史著作深受好评，比如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街头文化》，于2005年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英文版《茶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被《美国历史评论》称为“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将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范例。”《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2001年再版，2002年台湾繁体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三版）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的代表作。2018年的《袍哥》中文版频频出现在各大好书榜单上。2019年1月30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王笛教授。

不只写给同行看 更希望被大众接受

封面新闻：您的历史研究视角往往是日常的、平民的、微观的。这种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仅在学院内部，而且对大众读者求智也很益。这让我想起像史景迁、孔飞力这样的西方汉学家，他们也往往是从一个小切口走进历史。您是怎样的感受和见解？

王笛：西方汉学研究历史，其实也是以宏观研究为多。微观历史在西方是从1970、198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新学派。我第一本书《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也是采取宏观的视角，研究长江上游地区整个清代的社会史。从1990年代开始做博士论文时，我开始想到从下到上的方法。我用微观的方法研究成都的街头文化，完成了博士论文《街头文化》。之后写《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研究的对象就更加具体，局限在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再到《袍哥》，就是从一个家庭来看一个秘密社会的组织。在写作的时候，尽量多用叙事、通俗易懂的写作方法，不只是写给研究历史的同行看，更希望能为非专业的大众读者所接受，有共鸣。

封面新闻：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历史学者论述很容易动辄上下五千年，纵论天下。主要是综合判断，而不重视细节分析。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普遍都不重视从细节入手研究呢？

王笛：我认为原因有二：中国传统史学重视宏观研究，多宏大叙事，英雄史观，相对应的宏大叙事，以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家的核心理念。史学家多倾向于认为，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所以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比较重大的题目，研究政治、经济、战争领域内的大人物。第二，关于普通人的史料缺乏。过去中国的历史不重视对普通人的记录。二十四史除了司马迁的《史记》，很少关注、记录普通人的声音、日常生活。而且中国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再加上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资料非常之少。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崇尚“大历史”，普通人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试图用史学“重建”过去的基层社会和生活，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有别于英雄史观 为普通人写史

封面新闻：微观和宏观，应该是研究历史的两个都不可少的方法。不应该偏废其中任何一种。

王笛：其实我并不反对研究大的题目。但是，对历史应有全面理解。如果我们只知道精英、帝王将相、政府、战争，这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就像拍电影，有全景，也需有中景、近景和特写。尤其是瞄准细节的“特写”不但可以为研究“全景”带来启发，往往也让人看到更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在任何的历史时期，普通人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历史研究的焦点只放在精英、政治家、有影响的英雄人物身上，我认为这是不完整的历史。所以我提出，也要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历史，站在普通大众的角度来看历史。与英雄史观不同的，这就是微观历史独特的地方——为普通人写史。我的工作，便是想方设法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找出普通人的“声音”，写出有血有肉的鲜活的历史。

封面新闻：通过具体的空间或者事物，进入历史，固然清晰，但也有些人担心，微观历史会不会导致碎片化？

王笛：哪怕解决一个小问题，也是对学术的贡献。研究历史就像拼图一样，有非常多的碎片，贡献一个碎片，就向了解整个图像推进了一步，也可能图像的各个碎片永远都拼不完全，但是我们能拼得越多，我们所看到的图像就越接近真实。而且从一些微观的课题，往往还有助于研究、回答一些大问题。“比如说我虽然研究茶馆，但也可以回答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写作“袍哥史”三十多年收集资料

封面新闻：看《袍哥》里对清末民初社会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运转细节的描写，能感受到一百年前我们的社会氛围，触摸到当时的文化质地到底是怎样的。

王笛：的确，在过去的历史写作中，我们对中国社会、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经常是偏颇的，所写的历史与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本关于袍哥的微观史，不仅仅是写一个秘密社会首领和他的家庭，而是把他放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比如说放到20世纪40年代的川西平原的乡村中，当时的川西平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土壤是怎么样的，也是我考察的内容。

封面新闻：在《袍哥》的序言中，您说本来想写一本更为宏大的“袍哥史”研究写作计划，也就是写三卷本的《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目前进展如何？

王笛：我一直想写一本通史性的著作，即袍哥组织从17世纪到20世纪中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为写作这样一本书，我已经收集了三十多年的资料。从1980年代开始收集袍哥资料，包括了档案、官方文献、私家记录、田野考察、口述、文学资料等等。随着资料的丰富，原本只计划写一本，我已经打算写成三卷本的著作，目前进展非常顺利，只是我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借助文学手法写史 描述并非凭空想象

封面新闻：您的作品不仅在学术界备受瞩目，也广为一般知识读者所接受。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文学性和历史性结合得很好。您是如何处理文学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平衡的？

王笛：我始终认为，文史不分家。历史写作可以借助文学的手法。除了讨论、分析之外，写历史也可以用叙事、描述的手法。尤其是写微观史的时候，文学描述是完全可以利用和借鉴的。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多种手法，历史表达就更有力。我的历史写作，就特别注重以叙事为主，把历史观和历史认知，通过细节和故事表达出来。在《袍哥》这本书中，我就运用了大量的描述。比如说对川西平原的地理环境、田地、水牛、鸭子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等细节的描述。当然，这些描述都是有根据的，不是我头脑中的想象。

封面新闻：您从1991年就去美国留学，之后也在海外任教。您与家乡成都在空间地理上相隔较远。这种距离对您研究成都，是不是反而提供好的视角？您写的多部关于成都的学术著作，在西方学界和中国读书界，都有很高的接受度。您自己认为，原因是什么？

王笛：从1991年出国以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成都以外的地方。以我的体验，与研究对象隔着一段距离，反而有助于研究。当身在其中，往往会对很多事情习以为常，缺少敏感度。而且，离开成都以后，我始终和成都保持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回到成都。这些年我写的关于成都的著作，不但在西方能够为学术界所接受，在中国也能为学者和读者所欢迎，我想是跟我受过中西方学术训练，用不同方法、思考的角度、问题意识来观察成都，有关系。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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