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春节和狼狈的婚礼

郑光路

1976年初的春节前夕，我正为如何过年而焦头烂额。因为这年，我要在春节举办人生大事——婚礼。

那时，我还是在四川省医院进修的一个年轻医生。那时男女结婚时的理想境界，是能“三转一响”外加“三十六只脚”：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算三转，收音机算一响；另得有木床、大衣柜、饭桌、连二柜十六只脚，四根椅子十六只脚。

那时我的工资是37元零5毛。我跟未来的妻子（那时通称爱人）商量，她说：“你已经有辆旧自行车，又有个红岩牌半导体小收音机，算一转一响了……缝纫机就不要了。我爸给我买的那块‘宝石花’手表，一直你在戴，结婚时就我戴。你去‘寄卖行’买只旧手表，我们就两转一响了。”

“寄卖行”，是当年城市最扯眼球的商店。文化宫斜对面有家当时成都最大的“提督街寄卖行”，最显眼的是铺子外挂的一排排羊皮褂、老棉袄，大多是老前辈们驾鹤仙逝遗留。钱囊羞涩，我去“寄卖行”花35元买了只旧的“梅花牌”短三针表。所谓短三针，是秒针如蚂蚁，和时针、分针分开独在另一小轴心转。

那时寻常百姓家无电冰箱、电视机、空调之说，连风扇也罕见。初中同学王胖是东郊某厂工人，他找了个废旧小发动机做了个小风扇：网罩则用粗铅丝焊成，又钉个一尺见方小木箱装发动机。发动机是工业专用，转速极快。扇叶子时时擦打网罩，发出“咕咕咕”的怪叫，但仍算那年头高档“家电”，我也买下王胖的高科技风扇装饰家庭门面。

“三转一响”算敷衍过关，更揪心的是“找年货”，那时什么都凭票供应。

我日记中记录下这年春节城市居民供应情况：每人供应猪肉一斤，带鱼三两，海带二两，红糖二两，汤圆芯子四两，糯米半斤，白酒二两，纸烟5包，火柴两小盒……我们真正是全家总动员，三姑六婆都去买、去换、去要“票证”，还好，弄来些木耳、黄花、花生、花椒、豆粉、糖果之类的“票证”。

我用“票证”买了些瓜子和每斤1元2角的成都“新上海食品厂”的硬水果糖，几条每包2角7分的“红芙蓉”纸烟……诸如此类，年货总算准备就绪。

据我收藏的史料，1976年成都市区人居面积，仅为4.67平方米。许多人结婚没房子，只好在父母房间里搭个床，中间用大橱隔开或用布帘子挡住。我和弟弟共住曹家巷17平方米的小屋，那时弟弟只好暂寄住他处。

春节过年兼婚礼至少要办4桌：单位同事、老同学外搭亲戚2桌，邻居2桌。我房里已密不透风，哪怕只摆一桌，连床沿也只好让来客暂作板凳，遂决定在楼梯口和邻居家里，分设“春节婚礼盛宴”。

我有个中学好友名叫万品，他的老丈人李老伯挺身而出，愿身兼红案、白案、掌勺大师傅于一身。众高邻很有人情味，还同意将蜂煤灶都暂供我用。李老伯并非专业厨师，提前两天就单枪匹马披挂上阵，蒸、煮、炸、炒、拌……佳期已到，来宾纷至。李老伯烹饪手艺很好，但是只能在慢悠悠的蜂窝煤炉子上痛苦操作，急得老花眼镜一次次从汗溜溜的鼻尖滑脱。来客们风卷残云般，消灭完每一盘刚端上桌的菜肴。春节进行曲高潮开始：狼吞虎咽声，酒杯碰撞声，震耳欲聋。终于来客四散。我和爱人洗碗、扫地，收拾残局，忙得头脑昏昏……房里清静了，她委屈欲泪。我勉强说：“婚礼办得好热闹，好多人还不如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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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