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

张新泉。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

三毛在成都。肖全摄

20世纪90年代，科幻作家刘兴诗（右一）与科幻后辈们在一起。 四川人民出版社供图

10月20日，“文火”——张新泉诗歌分享会在西南书城举行，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新泉的新书《张新泉的诗》如期亮相。

改革开放以来，张新泉笔耕不辍。这位77岁的老人一直将创作视角向低处、小处聚焦，呈现普通劳动者的日常。诗人曹纪祖评价他，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在新旧观念的转换中，在对传统诗歌精神及其表现方式的批判继承中，他找到恰当的位置，坚持变革而又立足现实，锐意求新而又掌握火候。

对张新泉来说，遇上了好的时代，他才能从纤夫、船工、铁匠，一步一步走进文学的殿堂。

《鸟落民间》：铁匠·诗人·鲁奖得主

□本报记者肖姗姗

谦称获鲁奖是侥幸

11月10日，张新泉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笑称自己能获首届鲁奖，纯属侥幸。

“1997年下半年，我在《星星》诗刊当编辑，当时接到了为首届鲁迅文学奖征集四川参评诗集的任务，忙活了近10天，总算将匆匆征集来的近二十册诗集交到创联部。”张新泉心想这下总算“脱手”，日子归于平常。一天，他正伏案看稿，一编辑突然对他说：“张老师，你咋不把自己的书‘砸’一本去？”张新泉回答：“都是鸡毛蒜皮的东西，离主旋律太远，送了也白送。”那编辑又说，“未必一本书都舍不得？送去试试嘛……”几天后，成都至北京的邮路上，多了一个薄薄的邮件，里面是张新泉的诗集《鸟落民间》，张新泉笑言：“后来听说，再晚送一天，初评就‘关门’了。”

诗集寄出后，这事渐渐被张新泉忘了，谁料，1998年4月初，他收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通知，《鸟落民间》获奖了，还邀请他出席4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张新泉愣了，“四川是诗歌大省，水平在我之上者大有人在，我居然侥幸获奖了。”赴京领奖才第一次踏进中国作协门槛的张新泉，深深感觉到评奖的公允和对创作题材的包容，也就理解自己“鸡毛蒜皮”的那些东西为何能获奖了。“再加上是首届，又有出版时间限制，当时送去的诗集不多，所以，我获奖纯属意外。”

一生为普通劳动者发声

获奖之后，张新泉从未松懈，也从未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过，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张新泉的诗》序言中却说：“张新泉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尤其是四川诗歌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因为他是一个真正从底层、从民间走出来的诗人，生活经历了很多坎坷波折……他对诗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

《张新泉的诗》，是张新泉近10年的诗作结集，收录诗歌100多首，分上下两辑。其中，有大量民间题材的写作，包括《小民百姓》《夹生之饭》《米二姐和她的双层车》等诗篇。张新泉坦言：“我对普通劳动者的观察兴趣很大，他们最能引起我的创作冲动。”

张新泉之所以能如此接地气，来自于他亲身经历过的苦日子。初中辍学的张新泉，做过纤夫、码头搬运工、铁匠、剧团乐手、文工团创作员、地方刊物编辑……回忆这些经历，他说自己最感激的就是早年那些艰辛的底层生活，“在码头拉船、打铁、做乐手这些都可以说对我写作有根本性影响。”

领跑诗坛 扶持青年诗人

更让张新泉感慨的是，他遇到了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他的主要作品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时各种文学交流渠道畅通，尤其是代表当代华语诗歌最高水准的洛夫、余光中、叶维廉、郑愁予等台湾重量级诗人的作品不断向张新泉涌来，他沉浸于这样的精神盛宴。在家，他与一批又一批文学青年共同鉴赏余光中的诗作，这其中，就有如今四川诗坛的中坚力量，比如李自国、聂作平、印子君……

除了自己勤恳创作，张新泉对四川诗坛的影响有目共睹，扶持了不少年轻的诗人。“在中国诗坛有一个现象就是张新泉现象，他从写诗开始就跑在最前沿，张新泉现象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就是‘胸襟、品质、气度’……他为诗歌培养的青年诗人一代又一代，他对四川诗歌的发展带了个好头。”诗人梁平说。

“其实首届鲁奖颁发的那个年代，我们川内诗歌的创作就已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张新泉说。除了鲁奖的获奖证书，张新泉最满意的是他另一个奖状：四川省出版系统先进工作者。他说：“写作诗歌我从来都是摆在主业之外的，当编辑，我乐在其中。从我侥幸拿到鲁奖开始就猜测，今后会有更多作家登上领奖台。”张新泉欣喜于四川近几年诗歌创作、诗歌出版和诗歌活动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成都两届国际诗歌周的举办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诗歌确已成为成都的一张亮丽名片。四川的诗人获全国大奖的实力有目共睹，假以时日，当会迎来应有的辉煌！”

1996年，成都摄影师肖全的摄影集《我们这一代》横空出世，这让他从此多了一个名号——“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书中，一大批成名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名人集体出场，张艺谋、陈凯歌、姜文、杨丽萍、三毛、崔健……都被肖全永久定格最美年华。

拍摄艺术家，自己也成了艺术家。站在今天回顾，《我们这一代》不仅是一代文化名人的群英谱，更是一位在改革开放之初勇敢地自砸“铁饭碗”的川籍摄影家的“自我成长写真集”。正如艺术批评家吕澎所言，肖全的照片首先是历史文献，因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用一种特殊而连贯的摄影语言，将一个时期文学艺术领域不同人物的生活与工作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为后世留存历史的形象与背后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

自砸“铁饭碗”，定格“艺术家”

□本报记者余如波

拍摄三毛被当事人称赞“完美”

最近一段时间，肖全的生活又一次跟三毛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0月下旬，肖全陪着三毛的姐姐陈田心、弟弟陈杰等来到重庆黄桷垭，参观正在修复中的三毛故居；随后，他1990年在成都为三毛拍摄的一张肖像作品，在一场慈善晚宴上拍得30万元襄助公益。“能为他人做点事我很开心，也感谢三毛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好的故事。”

赤脚倚靠在成都街边，背包随意地放在地上，眼神倔强地望向远方……在很多人心目中，这张拍出30万元的照片，正是三毛一生的传神写照。当年，收到照片的三毛曾惊叹：“肖全，这不是完整，而是完美。你知道吗？我十几二十岁就梳着短发、背着包满世界地漂，十几年过去了，还是我一个人。瞧！多么倔强的女人啊！这是我漂泊生活几十年的概括。”她将跟随自己十几年的旅行背包送给肖全。这样的作品，在汇集了上百位名人的《我们这一代》中比比皆是。

肖全接触相机，是在1980年。“当时我在部队当兵，父亲寄了180元钱，我花169元买了一台海鸥相机。”几年后转业，肖全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很快融入文化圈，也拍到了大量当时的文化名人。

拍摄三毛大获成功后，肖全索性丢掉“铁饭碗”，做起了职业摄影师，为“我们这一代”存照。幸运的是，找上门来的第一单“生意”，便来自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其中在慕田峪长城的拍摄经历尤其让他印象深刻。“杨丽萍一出现在长城上，我就被惊呆了。她脱下那件薄棉衣，只穿一件黑皮短背心，开始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在肖全眼中，当时的杨丽萍就像“一位女神”，自己则被她带进了一个无法抗拒的“气场”里，只能双膝跪地从镜头里仰望。

肖全成名前，有时把自己的作品塞在夹子里，做一个摄影集给别人看，诗人芒克、导演陈凯歌等人才因此接受拍摄。有时，他又通过美术界、文学界、电影界好友引荐，得以慢慢进入相关“圈子”拍摄。

那个年代如年三十的烟花般璀璨

由于眼光独到且能最大程度地靠近对象，肖全往往能拍到许多难得的精彩场景，例如顾城、舒婷等人在成都望江楼公园散步聊天，崔健、臧天朔光着膀子卖力排练，巩俐在拍片间隙为张艺谋揉肩等。

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文化名人，肖全留下的影像和文字记录更显珍贵。例如在他的描述中，作家史铁生的“身体很壮，要不是双腿的病，他完全可以驰骋在体育竞技场上”。诗人顾城在望江楼公园游玩时，和妻子谢烨用枯藤制成花环戴在脖子上，还目不转睛地观察师傅拉大锯，把木屑摊在手心里，颇能看出“童话诗人”的气质。

站在20多年后回顾“我们这一代”，肖全感慨良多。“那是一个集体爆发的时代，每个领域的人都那么热爱自己的事业。张艺谋和陈凯歌会受到文学、绘画的影响，很多人看到他们的电影后，又会反过来刺激自己对绘画、诗歌、音乐的思考。就像大年三十晚上到处都在放烟火鞭炮一样，真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

肖全拍摄姜文，是在1995年3月的北京。当时，姜文刚刚完成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准备参加电影节等各种事宜。“姜文看了我的照片后，认真起来，知道不可以瞎对付。”肖全拿着相机，姜文上楼在房檐边上摆造型，两人都觉得“挺过瘾”。事后，肖全在姜文的放映室观看尚未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在他看来，“姜文的才气、冲劲，无可阻挡地在整部影片中扩张”。后来，影片果然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得多项大奖。

有人觉得，肖全应该回访“我们这一代”，拍下他们今天的模样。艺术家张晓刚就曾说：“肖全你应该再来拍这帮人，很多人包括老外都是透过这本书了解这些人的，这是这个国家一代人的故事和形象。”

不过肖全说，自己花过不少时间准备，最终还是没有勇气来做这件事。“理由很简单，它来自我内心的脆弱。在我拍摄他们的那个年代，他们是何等的年轻，个个风华正茂。然而青春怎么可以常驻，每个刹那生命都在改变。”肖全觉得，好在20多年前为他们也为自己留下了光荣的影像，如今，就让大家“自然而骄傲地老去”更好。

11月3日，作为中国科幻口述史项目的首部作品，《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获得第九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非虚构作品金奖。该书以60余万字的篇幅展现四川10位科幻名家的集体回忆，展现四川科幻人的执着与情怀。

这本书里，《科幻世界》杂志是名家们绕不开的记忆。这本创刊于1979年的杂志，三易其名，从《科学文艺》到《奇谈》，最终在1991年，变身著名的《科幻世界》，不断刷新销量奇迹，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首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落户成都，也是由科幻世界杂志社承办，成都逐渐有了一个美称——“科幻之都”。

《科幻世界》

一群杂志人成就“科幻之都”

□本报记者文莎

国际科幻大会首次来到中国

“在《科幻世界》诞生之前，国内出版业是很缺乏科幻氛围的。”杨潇曾任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说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科幻文学，她用“灰姑娘”来形容，有内在美，缺知名度。

如何让世界知道“中国有科幻”？1989年，杨潇决定，前往圣马力诺争取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举办权。彼时，圣马力诺将举办当届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因为翻译生病，杨潇只能独自赶赴圣马力诺。“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国际性的科幻大会怎么开，有什么程序，就傻咧咧地闯世界去了。”

年会上，杨潇大胆提议，“世界科幻协会年会到中国去。”出乎意料的是，多国代表兴趣盎然，纷纷提问。“你们邀请我们去中国，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面对代表直接、尖锐的问题，杨潇犯了难，“当时波兰和前南斯拉夫也在竞争1991年年会举办地，连详细的日程安排都准备好了。”情急之下，杨潇选择真诚回答，“中国科幻正在起步，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读者，青少年都很喜欢科幻，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我邀请你们来，把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她认为，庞大的读者群是中国、是成都最大的优势，也正因如此，成都拿到了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的举办权。

科幻热潮席卷“90”年代

“非常成功，产生了很大影响。”世界科幻协会年会——首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赢得国内外“暴风”好评。当届世界科幻协会主席马尔科姆·爱德华兹说，“这是世界科幻协会成立15年以来，开得最成功的一届年会。”

这次年会搭建起一个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平台。吴岩、张劲松、韩松、吴显奎等国内年轻科幻作家都来了。韩松称“这是历史性的会议”，他认为，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能在成都举行，除了《科幻世界》编辑部付出的巨大努力，还跟整个上世纪80年代积累的资源有关。虽然杂志困难，但整个社会是非常开放的，是面向未来的。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撑了脱离官办体制的《科幻世界》的生存发展。1994年，《科幻世界》率先在国内采用三维立体画作为封底，吸引众多年轻人的目光，杂志销量陡然攀升，不到两年，从7万册上升到10多万册。到2000年，杂志销量更是迈上38万册的台阶。在这期间，王晋康、柳文扬、星河、何夕、凌晨、赵海红、潘海天、杨平、刘慈欣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涌入这个行业。

1997年，韩松再次来到成都，情况已大不一样。这一年，科幻世界杂志社第二次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又搬到成都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上万名青少年来了，包括许多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孩子，由父母带着。宇航员连续几小时为小科幻迷们签字，长龙一样的队伍让人震惊。我在旁边看着，真的是目瞪口呆。”

1986年，在《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的前身）编辑部的倡议、组织下，中国首个科幻小说奖银河奖诞生。银河奖，从1986年开始一直办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王晋康、刘慈欣、何夕等都曾是银河奖上星光熠熠的名字。1998年，银河奖从专家投票改为读者投票。编辑部负责人说：“中国科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几个编辑一群科幻作家默默无声的笔耕生活，而是由许多公众共同参与构建的一个精神会所，一个日益扩展的文化市场。之所以把掌握在编辑与专家手中的投票权交到读者手中，是因为读者最终的购买行为，决定了科幻作品的传播，决定了一个科幻作家知名度的高低，最终也决定了科幻文化市场的大小。”这个理念影响至今。

1999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而高考前一周出版的《科幻世界》第七期竟与其“不谋而合”——该期卷首刊登的是当时《科幻世界》主编阿来的文章，讲述记忆移植实现人类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的“每期一星”栏目发表的《心歌魅影》，也是一篇以记忆移植为题材的科幻小说。这一巧合再次提高了科幻在全国读者中的影响力。

2006年以来，随着《科幻世界》成功推出刘慈欣的《三体》等作品，一时洛阳纸贵，科幻作品走入畅销书时代。

2010年，又一个中国科幻小说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诞生在成都，更让四川成为中国科幻产业当仁不让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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