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春：造一座新诗的百年库房

刘福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新诗旧集影印丛编

《诗刊》大字本

第一部《新诗集》由中华书局1920年一月出版

成都诗人叶伯和（1885-1945）诗集

珍稀诗歌版本

本报记者 蒋蓝 文图

提要

日前，第二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热闹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诗人、诗评家参加了此次盛会。

成都诗歌历史绵延一千多年，无数诗人或在此出生，或从远方来此驻足，对其优美的风景人文流连忘返，留下了海量的诗作。

拥有中国新诗史料最为丰富的“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落户四川大学，把诗歌版本、诗歌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将更进一步彰显成都作为诗歌之城的魅力。

嘉宾

刘福春，著名诗人、诗歌版本学家、收藏家。1956年5月生于吉林，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四川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员等。著有诗集《雨的回忆》；编著有《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新诗卷》《新诗纪事》《中国新诗编年史》《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等；编有《中国现代诗论》《西方现代诗论》《新诗名家手稿》《冯至全集（诗歌卷）》《牛汉诗文集》等。

手记

2018年10月10日

在中国诗歌领域，成都是名副其实的诗歌之都。在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进程中，诗歌作为天府文化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已经蜚声海内外。10月10日，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挂牌成立。该研究院由成都市文联与四川大学共同创办，由文新学院院长、诗歌批评家、博导李怡以及成都市文联主席、诗人梁平担任首任院长。值得一提的是，在揭幕仪式上，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还宣布设立“金沙诗歌奖”，为提高成都文创品牌的影响力，增强全国重要的文创中心功能，注入了新力量。梁平认为：“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是高校、地方共建的一次探索，势必助推成都加快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步伐。”

这一天，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学者刘福春成了明星。“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正式落户川大，其收藏的与新诗有关的诗集、诗报、诗刊、诗传单、手稿、书信、照片、调查表等等，足有12吨，达数百万件。这不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国新诗文献馆，放眼世界也是第一。

为何将文献馆落户成都？刘福春表示，一是因为四川大学软硬条件兼备，二是因为成都整个城市有着浓郁的诗歌氛围。“成都绵延一千多年的诗歌历史自不必提，即使在当代诗坛，成都的诗人队伍也是庞大而活跃的。有很多成都诗人是我没见过的，但我们的书信往来十分频繁。随着我们诗歌理论研究的推进，相信会进一步促进成都诗歌的创新写作。”

其实，我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刘福春有了书信联系。

在当天的会议上，86岁的著名诗歌评论家谢冕，以老朋友的身份如此评价刘福春：“我一直给福春提供各地汇寄过来的资料，他开始照单全收，后来就开始挑三拣四啦！长期的博闻强记，养成了他在史实辨识和征引方面的‘洁癖’。在新诗史料的辨析运用方面，只要在他的识见之内，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和误判。”诗歌评论家沈奇曾说：“整个中国的新诗状况，也就是刘福春最了解，别人都是摸着鼻子说鼻子，逮着尾巴说尾巴，他可是牵了一头囫囵象养在家里的。”

刘福春带我来到总面积160平方米的中国新诗文献馆，我看见还有很多包装纸箱没来得及打开，但资料已经装满了百个书柜。他环顾着资料室说：“我从青岛运过来9.4吨，再从北京发过来100多箱，目前家里还有一部分最珍贵的初版本、手稿。估计进入四川大学中国新诗文献馆的资料在12吨左右。”

他取出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随手一翻，就把刊录有我的条目翻检出来：“《中国新诗书刊总目》收录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诗论集一万七千八百余种，除了国内，也尽量收录国外出版的汉语新诗出版物，收录范围包括出版社出版的和作者自印的新诗集、诗论集以及散文诗集、儿童诗集、诗剧、诗及诗论与其他文体的合集等。2020年是中国新诗百年诞辰，我计划出版一部增订版，估计篇幅还要增加两倍。”

对话

收藏与新诗有关的“纸”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的诗歌资料收藏可谓“富可敌国”。

刘福春（以下简称刘）：1980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那时所里有一个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分配给了喜爱诗歌的我。我到处跑，查资料，去了全国50家图书馆，平生第一次对新诗进行普查。到80年代中期完成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书目只收录到了1949年，我觉得1949年后的史料还需要填补空白，便开始有意收藏1949年以后的诗集。

记：你随后给藏书家唐弢做助手，与藏书的缘分越来越深。

刘：对啊，唐弢是学问大家，对我影响很深。我那时没钱，也没房子。但那时的诗集便宜，旧书店两三毛钱一本，藏书生涯由此开始。每个周末，我都去潘家园寻书。到了90年代，诗人、评论家以及《诗刊》的朋友都知道了我这个爱好，随时把收到和新出版的诗集送我。邵燕祥、牛汉、绿原等还送过我很多签名诗集。记得一次从邵燕祥家搜罗到一大堆书，用自行车驮着太沉，不得不推着车回家。

记：1980年代以前，图书正式出版，可以购买到。90年代后至今，大量的诗集是诗人自费出版，书店、图书馆也没有，只能靠朋友赠送。

刘：我在那时在做一个诗人调查，制作了《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从油印到胶印，发给全球几千位汉语诗人，考虑到对诗人的尊重，我总是手写一封信附在调查表之前。一天最多要寄出60封，后来陆续收到四五千封回信……我发现，如今调查表回收率越来越低，老一代诗人会很认真地填写，现在的诗人都不大回信。原先寄出去的调查表，寄出10份至少会回收8份，现在能回收四五份就不错了。即便是那些寄回来的调查表，大多用的是打印件，我喜欢手写的，那更有温度。

这些书信一方面丰富了我的调查，另一方面就是与各地诗人建立起联系，他们一旦有作品出版，就会寄给我。我就由收藏诗刊、诗集，发展到凡与新诗有关的“纸”，均在收藏之列。

记：所以在中国诗歌界形成了一个说法，诗人出版诗集，如果不寄给你，似乎在诗坛就不存在。寄给你，相当于寄给新诗的库房，相当于被收录在册、存档……

刘：过奖了。我收集了大量20世纪80年代民间自印的诗刊，这些资料并非正规出版物，在诗歌史上影响很大。作为私人收藏者，我不可能超过图书馆，但这些是图书馆找不到的，是我收藏中最有价值的史料。

我还收藏了很多诗集、诗刊的复印本，主要是1949年前的，约有1000种，我很看重它们，每当我得到一种复印本，都会仔仔细细地折页、压平、装订，再封上封面。

记：诗人的手稿也是你收集的重点。

刘：除了诗集，我与诗人有大量通信，诗人的手稿是最珍贵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前两年，谢冕老师找到了他那篇《在新的崛起面前》手稿，送给了我。《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于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曾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线装书局1997年影印出版了我主编的一套两卷本的《新诗名家手稿》，共选入“五四”至今有影响的诗人手稿近百家。手稿不仅是当代文学发展的见证，研究者还能通过手稿中的字句甚至涂改，感受时代气息，揣摩作者的创作思路。

寻找书中让人心跳的往事

记：收藏完全是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你搜集新诗文献资料，也挖掘出了不少过去鲜为人知的诗歌作品，其中一些甚至已成孤本、绝响。

刘：20世纪80年代，我结识了成都老诗人张篷舟，他是薛涛研究名家。他将自己1923年出版的诗集《波澜》交予我复印保存。当年复印设备非常简陋，复印本字迹几乎都看不清楚。然而，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见过这部诗集，以至于后来影印再版，也只能采用这个有缺憾的复印本。这本书，我编入了《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新诗旧集影印丛编》第1辑。

在我的海量藏品中，还有些常人和研究者很少注意的内容，例如“讣告”，装满了一整个文件夹，其中不乏艾青、冯至、卞之琳等名家。

记：我还见到你收藏的为毛主席特制的《诗刊》大字本。

刘：青灰色的线装本《诗刊》，开本大小是公开发行版本的两倍有余，这是1976年1月《诗刊》复刊时，专为毛主席印制的60套大字本之一。90年代中国书店处理很多旧书刊，诗集2元钱一本，等于白捡。老版的《诗刊》5毛钱一本，老版《星星诗刊》才1元。

记：你收藏的“七七事变”诗歌传单是怎么得到的？

刘：90年代的一天，我去北京一家旧书店闲逛，看到一册1937年在广州出版的诗刊《诗场》，发现里面夹着一份东西，打开一看，竟是“七七事变”的号外，刊登的是诗歌！我的心在狂跳，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700元。我身上的钱不够，立即回家取钱。等我赶回来，老板翻脸了：“你一走，我就发现了杂志里的这份‘号外’，我问了行家，别人说了，单是这份‘号外’，上千元也不止。”我一再强调要说话算数，老板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看你是爱家，原价拿走吧。”

我回家仔细一读，“号外”上不仅有当时诗人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呼声，还附有一幅黑白木刻《卢沟桥》，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中国现代版画的早期证物。“号外”7月25日出刊，离“七七事变”只有十几天时间，把诗写出来，又要印出来，这要多快的速度！

我还珍藏了一册1933年刘半农编辑出版的《初期白话诗稿》，其中影印了李大钊、沈尹默、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的白话新诗手稿26篇，这些作者均为新诗初期的先行者，作品也是新诗实践最早的成果。《初期白话诗稿》是新诗刚刚诞生的写真，是初期新诗最珍贵的文献，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品……

诗歌重镇成都 任重道远

记：你的新诗资料库，解决了不少文学研究的问题。

刘：台湾文学大家钟鼎文当初用笔名“番草”写诗，1993年曾来参加艾青诗歌研讨会。他对我说，1949年前他发表的诗歌都找不到了。我给老先生抄来了诗歌目录，他非常震惊。我对他说：我翻过大量期刊，您的每首诗都做过卡片。从这些目录中，钟鼎文找到了旧作《向日葵》。原来这首诗是钟鼎文年轻时写给夫人的情诗，可惜后来散佚了。那一刻，钟鼎文激动地给远在美国的夫人打电话：“我终于找到证据了！”

2014年开始，我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合作主编了《民国文学珍稀文献集成》，目前已出版了两辑共85卷，其中一些文献就来自我的收藏，比如《志摩的诗》，便是我所藏1925年徐志摩自费排印的线装本。读者熟悉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原版其实是《沙扬娜拉十八首》，再版时删去了前17首。这一版本不仅能让我们了解到更为完整的一个徐志摩，还有助于学者通过对比版本差异，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记：现在像你这样做资料研究的多吗?

刘：真不多。因为需要做出一点牺牲，所以我不主张我的硕士生做文献，因为占用的时间太多。这条路走起来很难，我之所以能走下来，完全是按照自己兴趣来的。他们说我大公无私，我说我是“非常自私”。我一看到那些我没有的东西，就想据为己有。

我们常常说书比人长寿。我要呼吁，对现在文献的抢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我在20世纪80年代能读到的刊物，现在很多都不能读了。传统的古书多用宣纸，纸张好，寿命比较长，能够重新装裱，但现代文献很多是新闻纸，包括抗战时期用的土纸，里面的酸比较多，最多就100年阅读时间。今天这些文献已到了一个阅读的极限，很多东西都不能再翻了。

记：成都这才举办了第二届国际诗歌周，你的资料与研究必将为成都带来一个新的诗歌景观。

刘：成都是诗歌之都，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想，作为诗歌之都，一在于拥有灿烂的诗歌历史，二在于拥有蓬勃生机的创作队伍，三应该加强诗歌研究、文献梳理考据与诗学批评。如果这三者能够相得益彰，作为汉诗重镇的成都，一定会重塑汉语诗歌的版图。

10月10日，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挂牌成立。这一天，“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正式落户川大，其收藏的与新诗有关的诗集、诗报、诗刊、诗传单、手稿、书信、照片、调查表等，足有12吨，数百万件。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刘福春制作了《新诗作者情况调查表》，从油印到胶印，发给全球几千位汉语诗人，考虑到对诗人的尊重，他总是手写一封信附在调查表之前。一天最多要寄出60封，后来陆续收到四五千封回信，如今，调查表回收率越来越低了。老一代诗人会认真填写，但现在的诗人都不大回信，而且即使回信，大多也是用打印件。

人们常说“书比人长寿”，但刘福春认为，现在文献的抢救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能读到的刊物，现在很多都不能读了。传统的古书古画，如用宣纸的话，寿命比较长，能够重新装裱，但现代文献很多是新闻纸，包括抗战时期用的土纸，里面的酸比较多，最多就100年阅读时间，今天这些文献已到了一个阅读的极限，很多东西都不能再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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