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邓晓洪 文/图
开学第一天放学,鲁小莉10岁的儿子去参加了同学的生日聚会,回到家问妈妈:我生日的时候可不可以开个生日party?鲁小莉说: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可以。儿子的目光黯淡下来,说:你们基本上是没空的,算了。说完默默走向房间写作业。
鲁小莉对儿子有深深的愧疚感:没有为他庆祝过生日,没有陪他写过作业,没有和他一起参加过学校的活动。唯一一次陪儿子旅行,是今年夏天孩子去墨尔本参加管乐比赛,作为监护人,她不得不去。那天丈夫开车送母子俩去机场,儿子异常激动:“今天我们一家终于凑齐了!”
鲁小莉将医生的职业特点演绎到了极致:几乎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况且,她还是一个结核病医生,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让她常常身处被感染的高风险当中。但她一干就是17年,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高危的职业岗位上。
工作第四年
她感染上了肺结核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静居寺院区,结核病区就在这里。走进医院,就能看见戴着口罩来回穿梭的病人,因为肺结核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紧张,行进间,大气都不敢出。
鲁小莉在结核三病区,穿过停车场,与一个又一个戴着口罩的病人擦肩而过,爬上三楼,就抵达她办公室。“你不应该走病人通道,应该走清洁区。”她的提醒让人心头一紧,但走都走了,还是采访吧!离开时,她又说:“我给你个口罩吧!”又让人心头一紧,仿佛风险无处不在。
在这里一干就是17年,需要何等勇气?医生看问题的角度跟我们是不同的。
当年她到结核病区工作时,没想那么多。2001年,她医科大学毕业,拎着包就来了,那时结核病防治院尚在市中心的鼓楼街,“当时没想到结核病的传染风险问题,我是学临床的,就应该当个医生啊!”
但她没想到当医生除了是个技术活,还是个体力活。当时他们病区仅4个医生,要管80个病人,因而早上7:30就要到岗,诊治、查房、做治疗、写病历……从上班开始就忙得脚不沾地,一直要持续到晚上7点多才能下班。
病人多医生少,严重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每次下班回家路上,看到夜间锻炼的人,她就想:这么年轻就在透支身体,能有时间锻炼锻炼多好啊!
对结核病人,医生会经常告诫他们:要增强体质,只有强健体质才有抵抗力。然而,医生的超负荷工作却为他们埋下隐患。
2005年春,鲁小莉开始出现持续的咳嗽,作为结核病专科医生,她在没有拿到检查结果的时候就意识到:我感染肺结核了!那时她刚结婚不久,还没生孩子。万一传染给家人怎么办?她内心感到害怕,给丈夫打电话,还没开口,喉咙就哽了,久久说不出话来。
她开始接受治疗,一边治疗一边坚持上班,“每天打一针链霉素,吃一大把抗痨药,另外还要吃保肝药,非常难受。”回到家,还要把自己和家人隔离开来,分餐、分床,连说话也要戴个口罩,这样的日子持续了9个月,“那种痛苦,常人是没法体会的。”
自己遭遇过
更懂得如何当好医生
过度劳累会让人免疫力下降,本身就在高危环境下工作,免疫力下降更容易发生职业暴露,“我们防护是很严格啊,但在这个环境中,让人防不胜防!”
在自己遭遇结核病感染后,鲁小莉更加明白作为专科医生的职责,“与以前相比,同情心更强了。”她说:“更能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提供他们更需要的帮助。”
病人“更需要的帮助”,首先是技术能力的持续提升。2005年底,在病好后,她开始兼任科室秘书。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在繁重医务工作之外给自己再次增加巨大负担的职务,要做各种各样的记录、写各种各样的材料、组织学术会议等等,但鲁小莉却觉得是机会。
每周四,科室要进行疑难重症讨论,每个专家的观点和建议、对重症病人的治疗方法以及前沿技术的使用,她都会详细记录并整理,“好像每个专家都在为我上课,最终学到的会作用在病人身上。”
鲁小莉认为,科秘阶段让自己成长迅速,而感同身受的经历则让她更善于把控细节,“病人求治心切,期间会出现很多矛盾点,关注细节,会帮助他们更成功实现治疗。”
有一个故事让她印象深刻。那是2016年,一个30多岁的女性病人,奔走多家医院,皆被诊断为肺结核。但注重细节的鲁小莉认为不是肺结核,如果按照结核治疗,不仅使病人白白花钱,而且会拖延病人时间,她建议做进一步检查。这个时候,病人及家属对她大光其火,认为鲁小莉“就是想通过检查多挣钱”。在那几天,病人的争吵、谩骂、纠缠让她承受了巨大压力,在委屈之下,她仍然强颜欢笑,对病人进行沟通、解释。检查结果最终确认,病人所患并非结核,而是肺癌。因为病人家庭经济困难,在网络上发起“轻松筹”之后,她还四处游说同事和朋友为病人捐钱。从不理解到理解,病人从此将她当成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结核病区大科主任吴桂辉评价鲁小莉说:“她对病人的呵护是发自内心的,她总是能找出方法去化解病人的焦虑和矛盾。”
结核病不可怕
可怕的是那些异样的眼光
“在这里,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优秀的医生。”鲁小莉反复向记者强调,她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医生,优秀的是这个医护团队,“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确实,能够在这里一干就是17年,其间的艰辛与挣扎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对结核病人提供规范而准确的治疗,目的并非仅仅是治愈一个人,而是要切断传染源,保护更多的人,“内心没有自我价值认同、没有理想和情怀,是无法在结核病区做一个好医生的。”市公卫中心副院长田明说。
应该说,鲁小莉仅仅是结核病区医生的一个缩影,正是每个人都这样努力着、奋斗着,使得成都的结核病诊治水平走在西南地区前列,“现在病人很多,云南、西藏、青海、甘肃有很多病人都往这里走。病人多,我们很累,但有很强的价值感,这是我们努力得到的回报。”
回报是医生的付出换来的。鲁小莉细细算了一下自己的时间:每天早上8点上班,晚上7点多下班,工作时间将近12小时,回到家还要做课件、做科研,通常要持续到凌晨1点,供自己睡眠的时间也就6个小时。“有一天,正赶着做一个课件,儿子拿着作业本过来说:妈妈,这道题很难,能不能帮我讲一讲。我当时正着急,就说:自己多想想,你很厉害的,能够自己解出来。”她表面上虽是鼓励儿子,内心却感到愧疚,“从来没有在学习上陪伴过。这样也好,儿子独立性很强。”鲁小莉笑着说,但这时眼里却噙满泪水。
努力的付出中,却有不为人知的心酸。鲁小莉给记者讲个故事:有段时间,医院为了方便病人,出院时用救护车送他们回家,但在距离家还很远时,病人会说:你们不能送了,万一被人知道我得结核就很麻烦了。这样的事情遭遇多了,弄得医院都不敢继续提供这种服务。
不仅仅是病人会遭遇异样的眼光,医生同样是。偶尔鲁小莉会参加一些聚会,有人见面会问:你是做什么的呢?她说:我是医生。又问:哪方面的医生呢?她说:结核病专科医生。别人突然就不说话了。
鲁小莉懂得别人为何突然沉默,不过她内心却是骄傲的,毕竟有那么多病人从她手里转危为安,重新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和工作。她说:“结核病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异样的眼光,如果我们都能正确去理解疾病、理解病人、理解医生,这种传染病的防范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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