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亦是画僧 ——贯休在成都

贯休画像（资料图）

◎章邦鼎（作家）

成都市簸箕街在唐五代时期有座很有名的寺庙，叫龙华禅院。后来龙华禅院改名为金绳寺。在明代状元杨慎笔下，金绳寺是与大慈寺、净众寺、石犀寺、延庆寺、金沙寺并列的成都六大寺院之一。但金绳寺明末被毁，康熙四十三年（1704）重建，后逐渐衰落，民国时期就变成了民居。尽管如此，但龙华禅院的住持高僧贯休，这位著名的诗人和书画艺术家，却值得今人去怀念，在他的家乡浙江金华还建有他的塑像。

得得来和尚

贯休从公元903年来到成都，就被蜀主王建留住在簸箕街的东禅院；东禅院新建后更名为龙华禅院，王建礼请贯休为龙华禅院住持。到公元912年，八十一岁的贯休在龙华禅院圆寂。贯休在成都，生活居住了将近十年时间。

贯休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全唐诗》共选了他718首诗。《全五代诗》收录其诗601首；《五代诗选》选录其诗l4首，在诗集中被选诗之多居第三位，比前蜀国著名官员、诗人韦庄还要多。这些诗作自成风格，人称“姜体诗”（贯休俗姓姜）。著作有《宝月集》一卷、《西岳集》四十卷等。贯休的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很高的声誉。他的画如今已成为国宝。

贯休一生苦节厉行，云游各地。贯休到了成都后，给蜀主王建献了一首诗，题为《陈情颂》，赞美了蜀中人杰地灵，颂扬了王建开创的兴旺霸业，期望王建能以其“忠贞”，帮助恢复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并表达了自己期望得到“顾盼”重用的愿望。此外还献诗一首，中有“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王建阅罢贯休之诗，大悦，呼之为“得得来和尚”， 封为禅月大师。

诗的锋芒

贯休来蜀后，虽然受到王建的宠遇，且与朝中官员有往来酬答，但其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同情贫民的品格并未改变。其诗常常对统治者进行鞭挞，对时政进行针砭，对劳动人民给予深切的同情。如，有一次，王建带着随从官员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与坐，赐茶药彩缎，仍令贯休口诵近来所作新诗。时贵戚满坐，贯休欲讽刺之，于是吟了一首《公子行》：

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

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为何物？

该诗讽刺那些朝中官员生活奢侈安逸，无所事事，惟知畋猎游幸，却完全不知民众劳作的艰苦，生活的困顿，也不懂得如何去治国安邦。结果，“贵幸多有怨者”。

作为一位诗僧，贯休很善于以诗来表达对现实人生的看法。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贪官污吏，以诗抨击“掠脂斡肉”“曾使千人万人哭。不惟哭，亦白其头，饥其族”（《酷吏词》）的丑恶现象，把那些酷吏比为蝗虫和盗贼。在《偶作五首》中更是通过将百姓的艰辛与官府爪牙搜刮民脂民膏的卑劣行径进行鲜明对比来显露批判的锋芒：

尝闻养蚕妇，未晓上桑树。

下树畏蚕饥，儿啼亦不顾。

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

如何酷吏酷，尽为搜将去。

他对王建子弟的骄纵，也写了“少年行”加以讽刺。其一云：“自拳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苍头奴，玉鞭打一百！”在现存贯休的诗集中，对贪官酷吏的抨击比比皆是，表达了爱憎分明的态度。贯休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进步诗人，其优秀作品不在杜甫、白居易之下。

贯休有一首禅诗最为脍炙人口，诗曰：

赤旃檀塔六七级，白菡萏花三四枝。

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

说起此诗还有这样一段公案：贯休对自己的这首诗非常满意，他觉得自己离开悟不远，便将诗呈给石霜禅师。石霜看后默默地把诗放在一边，问他：“如何是此心？”贯休答不上来。石霜说：“你问我答。”贯休随即反问。石霜说：“能有几人知。”贯休听罢，恍然明白，自己还没有到开悟境界，只是从作诗的角度写了一首好诗而已。就我等凡夫俗子来看，其中禅意已经很深了。

开启新画风

贯休擅长画佛教人物，尤以画罗汉著称。他十分重视罗汉精神面貌的刻画，线描勾勒技法已然达到了传神写照的高度。他所绘罗汉，悉皆梵相，形貌奇特，“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枯项，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他以高古游丝笔法描作罗汉衣纹，圆劲少顿挫，富含秀劲古逸之气韵。画中山石多勾斫，晕染适度。见者问何以这般画罗汉？他答：“休自梦中所睹耳。”又说：“每画一尊，必祈梦得应真貌方成之。”故世人谓之“应梦罗汉”。贯休绘罗汉图之异于众人，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匠心独运的创造性；二是当时西域来华僧人给贯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是为了加强作品的神秘感和威慑力，使人们见之而生敬畏之心。事实上，当时，上至王建、王衍，下至四众弟子，对贯休所绘罗汉皆甚敬重。

贯休所绘的《十六罗汉图》，北宋时成为宫廷藏画。北宋初年，还是开封府尹的赵光义，早就仰慕贯休之名，对贯休的画求之若渴。面对宋太祖带来的重兵，后蜀的末代皇帝孟昶深知自己性命难保。在这危急关头，他得知赵光义深爱贯休画，于是将所藏贯休《释迦十弟子图》及其他珍宝呈给赵氏两兄弟。赵光义见到贯休真迹，果然大喜过望，蜀主孟昶也因此保住了性命。后来，赵光义当上皇帝后，史称宋太宗。他得知贯休当年曾在成都一带游历，便命自己的心腹程羽当成都知府，在那里搜罗贯休画。程羽不辱使命，不久便向宋太宗进呈了十六幅罗汉图。贯休的罗汉图被请进了皇宫，并被皇帝所尊崇，于是有宋一代画家争相模仿贯休画，其画风影响了整个宋代画坛。

真迹现身

中央电视台10套《探索·发现》栏目曾制作一部《贯休真迹发现震惊学术界 乾隆苦苦寻访不得》的专题片，讲信奉佛教的乾隆，为了表达他心中的感慨，曾提笔为《宣和画谱》里的贯休十六尊罗汉像御题赞辞、修改名号，并下了一道圣旨，将贯休十六罗汉像连同他题的赞辞同刻于碑石，在孤山圣因寺建罗汉堂供养。但乾隆觉得还不够。因《宣和画谱》里的画像是后人高仿临摹的。要感受贯休绘画的真正魅力，那还要亲眼目睹贯休罗汉图的真迹才行。但手下人告诉他贯休真迹早在宋朝时便失传了。乾隆皇帝并不甘心。为了寻得贯休罗汉图的真迹，他专门派人到全国搜集、寻访。可是乾隆所派的人在全国找了几十年，也没能找到一幅贯休罗汉图的真迹。就在这时，有人密报说，贯休真迹很有可能被人带到日本了。乾隆皇帝便派遣密使，随着商船东渡日本，试图重金请回贯休真迹。当时派遣到日本寻找贯休罗汉图的使节最终是无功而返还是根本没有回国，史籍上没有记载。后人只知道，乾隆皇帝寻找贯休罗汉图真迹的梦并没有圆。

乾隆皇帝之后，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还是不断地寻访贯休画的真迹。现日本、美国、加拿大博物馆所藏贯休罗汉图，均系摹本。直到2008年的一天清晨，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中国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杨新接到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要让他鉴定两幅画，是贯休的画。来人进家，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要杨新看的那幅罗汉图，另一张是日本高台寺的贯休罗汉图中的其中一张。两幅照片大小相仿，摆在一起，杨新惊讶了。仅从照片，谁先谁后，谁真谁仿，谁高谁低，几乎可以立即判断。那幅罗汉图，即使不是真迹，也很有可能是珍贵的摹本。杨新迫不及待地前去观看画作。只见罗汉像画在一块麻布上，风格粗犷凝重。运笔、造型、材质都与平时所见的古卷轴画不同，它的材质非常厚实，就像是揭下来的一幅壁画。这幅麻布本罗汉图描绘的是十六罗汉中的第三罗汉——《啰怙罗尊者》。乍一看，这幅新发现的罗汉图与日本高台寺本中的《啰怙罗尊者》几乎一样！然而，仔细观察，它们又有着极其细微的差别。首先，麻布本对骨骼肌肉高低起伏的表现，用笔富于变化，线条粗细不一，一气呵成。其次，在面部刻画上，麻布本罗汉眸子下视，眉毛浓密，表情自然，这些都是高台寺本所不具备的。特别是高台寺本的眼眸，并未注视于膝上经书。再者，看根雕座椅，麻布本用笔厚重，因而粗壮结实，稳如磐石；而高台寺本则显得瘦弱单薄……这幅古画很有可能是贯休罗汉图的真迹！

明代有一个名叫李日华的学者，写了一本名叫《六研斋笔记》的书，上面记录了他看过贯休十六罗汉图的情况。他对贯休罗汉图的描绘是“验之绢本，确是唐本”。也就是说，贯休的罗汉图是画在绢上的！但是这幅新发现的贯休罗汉图，它的材质很独特，不像是绢，像是一种麻布一类的东西。新发现的罗汉图再一次被质疑。专家们决定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用新科技鉴定罗汉图的材质。鉴定结论认为：从该画布的组织结构、表面处理、织造工艺、纤维产地等来看，此件罗汉图画作材质确应为唐五代时织物。如果不是在画的背面用高倍放大镜观察，人们是很难发现它具有麻纤维的成分。因此，画作的材料很有可能被误以为是绢。经过多次反复核实和鉴别，专家们最终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幅古画的确是贯休真迹。这一重大的发现，震惊了中外学术界。关于贯休的罗汉图，虽然人们还有很多疑问，但随着人们更深入的探索和发现，围绕它的谜团终将被一一解开。

贯休的罗汉画在四川影响巨大，今天新都宝光寺大雄宝殿和七佛殿的墙壁上，便存有清代竹禅和尚与照峰和尚的摹本、石刻本。新津观音寺清代壁画中，也出现了贯休式的罗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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