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时代的杰作：战国蚕纹戈与双鞘剑□卢升弟（文史研究专家、现供职于成都博物馆）/文马千笑/手绘

解读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系列之一

编者按：成都博物馆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多方征集，现已收藏各类文物两万余件，形成了上至远古石器时代，下迄民国时期的较为完整的藏品系列，收藏的青铜器、金器、银器、玉器、陶器、石器、瓷器、石刻及字画家具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形成规模和体系，其中不少还是稀世珍品。这些藏品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独特而有韵味的成都历史文化故事。从今天起，我们邀请成都文史研究专家卢升弟老师来为我们讲述解读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的故事。

纹饰精美的战国蚕纹戈

1976年7月，成都交通巷一在建工地发现一座战国墓葬，文物考古部门立即前往进行发掘。在清理现场，有一件被层层泥土包裹着的东西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大家小心翼翼地工作，当除去一层又一层千年泥土后，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锈迹斑斑的残缺器物，而是一件黑中泛白、仅有少量绿锈、异常精美的铜戈（现收藏于成都博物馆）。

这件铜戈长26.5厘米，宽7.6厘米，戈身为长三角形，锋部较圆，本部略曲，有三个不规则圆形“穿”。长方形内，有一菱形圆“穿”。按考古专业习惯的叫法，戈身前半部分被称为援，是戈的主体；后部分主要用来和木柄连接，称为内；援靠近内的部分为本；本与内上的洞孔叫穿；援身的最前端自然就是锋了。

戈上的纹饰大都是商周至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图案，援身至援本处由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等多种纹饰，组成一幅复杂的变形兽体图案。内上则是云雷纹、窃曲纹等纹饰构成的方形图案，图案中有一蚕纹。云雷纹、窃曲纹、环带纹都是我国先秦时代流行的装饰图案，用拍压、刻划、彩绘等技法装饰在各种器物上，以达到实用而美观的效果。

远古的工匠制作这件蚕纹戈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纹饰线条刻画细腻、精致，图案构思更是令人叫绝：几种不同的纹饰被巧妙组合在一起，不带一丝牵强痕迹，对构图的把握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然而考古学家们感兴趣的是：古人为何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不同的纹饰组合在一起？仅仅是为了装饰这件铜戈吗？同时，这些组合起来的纹饰所形成的变形兽体又是何物？古人究竟在这些纹饰密码里隐藏着什么样的含义？问题接踵而来，然而时至今日，也无人能够把这些难题一一加以解答。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件铜戈上的蚕纹。史籍中不乏有关蚕的记载，如《尔雅·释义》释蚕：“桑中虫也。”《韩非子·说林》：“蚕似蠋。”《诗经·风·东山篇》：“蜎蜎者蠋，蒸在桑野。”许慎《说文解字》中也释道：“蜀，葵中虫也，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这些史籍不仅提到“蚕似蠋”，而且都是桑中虫。《说文解字》“葵中虫也”中的“葵”应为“桑”字之讹，而古蜀族的先祖之一亦被称之为蚕丛氏，所以有学者认为，四川的古称“蜀”与蚕密切相关，或就是直接来源于蚕。这件蚕纹戈的出土似乎又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间接的物证。

蚕纹在四川地区出土的古蜀青铜器中并不常见，加之它图案优美、制作精良，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观赏价值。很有可能这件蚕纹戈并不用于实战，而是领兵统帅的标志性兵器。

在我国先秦时代，戈是最重要的作战兵器，也常常被泛指兵器。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戈就是战争的代名词，如枕戈待旦、金戈铁马、大动干戈、反戈一击、化干戈为玉帛等等，每当读到这些成语，那些充满血与火的遥远年代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一一呈现。

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最早的青铜戈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它距今已有3500余年。商朝时期，铜戈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当时有三种不同形式的戈，即銎内、曲内和直内戈，由于铜戈需要装上木柄（柲）才能使用（用绳索类通过“本”和“内”上的“穿”将戈身与木柄捆绑起来），还要保证格斗时不易脱落。最终戈柲结合最为紧密的直内戈得以保留下来。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场上还在使用这种直内戈，成都交通巷出土的蚕纹戈正是这种流行一时的直内戈。

商末周初时，新出现了一种类似于镰刀的带胡戈。就是戈的援、本处一侧成90度直角，戈与柲的结合面更大也更为牢靠。这种带胡戈既可直劈也可勾杀，在战场上的威力也更大，自然而然取代了直内戈，成为戈的主要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一种将戈、矛合一的新型兵器——戟出现了。由于它的杀伤力更大，一跃而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曾经长期在战争中建功的戈也就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西汉以后基本上绝迹于战场了。

双剑出鞘 谁与争锋

剑是古代兵器中的一种短兵器，主要用于近身搏杀和自卫，可以手持或佩带。《尔雅·释剑》说：“剑者，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它由“身”和“茎”两部分构成。剑身的前端为“刃”，中线突起处称“脊”，脊两侧成坡状处称“丛”。剑茎即剑把，有圆形和扇形两种。早期的剑一般都比较短，后来逐渐加长并在剑茎的基础上有了剑柄，剑身与柄之间出现了剑格（护手）。此外，短剑也称匕首，战国时，荆轲刺杀秦王用的就是匕首。最早的剑大约出现于周代初期，春秋时已经比较流行了。《正义》说：“春秋官各得带剑。”《史记·秦本纪》载：“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说明那时官员佩剑已成为一种制度。战国、秦、汉时期，造剑技术更加成熟。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越王剑，在地下深埋了数千年，重现之际依然锋芒毕露、寒光闪闪。而传说中其他一些古代名剑如轩辕、干将、莫邪、太阿、湛卢、龙泉、巨阙、鱼肠等，虽然我们无法见识其庐山真面目，但它们制作的精湛和锋利也是可想而知的。

1975年3月，成都金牛区金马公社白塔村一农民在挖地时，偶然发现一柄古剑并将它交给了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现收藏于成都博物馆）。经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这是难得一见的战国双鞘剑。此剑鞘长24.5厘米，宽14.5厘米；一剑长26.1厘米，另一剑长26.7厘米；剑与鞘均为青铜质，两剑的造型呈柳叶形，无格，中线有凸起的剑脊，剑基处有用于连接剑身与剑柄的“穿”（连接剑身与剑柄的洞孔）。剑柄可能是其他材质所制，已经脱落腐朽，因此无法了解其材质与形制。剑鞘为一体并列的双鞘，后部两侧附耳，末端两边各有方便佩带的两“穿”。剑身图案为蝉纹，蝉纹是中国古代常见的纹饰，青铜器上的蝉纹最早见于商代，有无足蝉纹、两足蝉纹、四足蝉纹和变形蝉纹四种形式。蝉是常见于夏季和秋季的昆虫，民间又叫知了，它以鸣声而著名。由于蝉的生活习性，常被古人作为品行高洁的象征。蝉还另有一个名称叫复育，《论衡·无形篇》云：“复育转而为蝉”，复育——暗含死而转生之意。据此看来，把蝉纹装饰在兵器之上，似乎还具有另外的象征含义。剑鞘和耳部则以云雷纹（以连续的近似回字形线条构成的一种图案。呈圆形的为“云纹”，方形的为“雷纹”）装饰，连续的云雷纹布满整个剑鞘，显得古意盎然。

战国双鞘剑存世极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996年，经由耿宝昌、张浦生先生带领的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鉴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宝马配好鞍，名剑配英雄。这柄双鞘剑虽然不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名剑，但它也并非一般武士所能佩带使用的。如果没有高超的剑技，要想熟练地双手执剑在沙场扬威杀敌，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那么双鞘剑究竟是哪位剑客的佩剑呢？沧海桑田、人海茫茫，我们只好充满想象地在历史时空中去定格一位无名剑客的形象了。在中国的传统武侠小说中，剑是武林高手们常用的兵器。一剑在手，纵横江湖。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梁羽生笔下的天山七侠，都是剑技超群的侠客。而历史和传说中与剑有关的名人和事件就更多了：唐代的公孙大娘手持双剑舞蹈，既惊险刺激又美轮美奂。诗圣杜甫在白帝城看了她的弟子李十二娘的剑舞后颇为震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

罢如江海凝清光。……

书法大家张旭也受到剑舞的启发，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狂草书法。公孙大娘舞剑，堪称剑技与舞蹈相融合的杰作；秦代末年，项羽宴请刘邦，席间项庄舞剑，意图借机杀掉刘邦。鸿门宴因此而成为表面上把酒言欢、背地里却暗藏杀机的代名词。而荆轲手持短剑谋刺秦王嬴政，差点改写了中国历史，更成就了他一代侠客义士的美名。

也许正是由于剑给人们留下如此多的传奇，佩剑成了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的流行时尚。武士们佩剑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文人们似乎不愿武士们独享佩剑的风光，也纷纷挂鞘佩剑。当然，不过是摆摆样子，追求一下时代潮流而已，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剑在古代受到人们喜爱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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