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傍晚下楼散步,见几个小女孩在小区的花圃边唱着童谣跳皮筋,其中一个穿背心、扎着双丫的小丫头,跳得大汗淋漓仍用脆甜的小嗓子大声唱着。我恍惚了……
(一)
记得小时候,我也唱童谣,那都是从姐姐们或小伙伴口中学来的。当一轮满月妩媚地爬上县城东边的凤凰山顶,吃过晚饭的我会牵着比我大三岁的二姐的衣角,吆喝同住一条街上的牛娃子、杨幺妹、苟黑娃……大家手拉手在西十字的街当中牵成一串,月儿流泻出清冽的光波,使苟黑娃也不太脏不太黑了,让杨幺妹衣上的补丁也不分明了。
望着深碧湛青的天宇上那圆润的月儿,我们双脚乱蹦、边跳边唱:“月亮婆婆,火烧馍馍,你吃瓤瓤,我吃壳壳……”往往是直到苟黑娃的妈扯着嗓子叫苟黑娃回家去干家务、或牛娃子的哥哥扯着他的耳朵拖他回去写作业,我才跟在二姐后面踩着她被月光拉长的影子悻然回家。
在秋风瑟瑟,北雁南归的季节,二姐会带我去潼江边的沙滩上找夜宿的雁儿留下的羽毛。大雁的毛管粗,正好做鸡毛毽上插鸡毛的毛筒。站在被长卿山的倒影映得浓绿的潼江边,看那九曲潼水不慌不忙地蜿蜒着向东而去,碧澄的天空中又飞过一队南归的雁字时,我与二姐会仰起小脸蛋,对掠过的雁群送上我们的祝福:“雁(读:案)鹅雁鹅喂(儿)喂(儿),扯长,扯根竹杆晾衣裳,案板底下有碗糖,请你吃了去赶场……”直到雁儿的影子也融入那天际的青苍,我们那略带伤感的歌谣还回荡在秋色寂寂的潼江畔……(二)
那时在西十字的街沿边,不管逢场天还是冷场天,总有一个面目慈善的白发老人守着他的糖人摊子吹、画糖人。摊子边总围着一群孩子目瞪口呆地看老人像变戏法一样,将一砣红糖在小铜锅中化成糖汁。
当糖汁熬成金黄色的稠液时,老人用一把小铜勺舀起吱吱冒泡的糖汁,信手在一块光润的白石板上用均匀倾淌下的糖汁画成龙、凤、仙女、孙悟空、猪八戒、关公等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趁糖人未干时,用一根光滑的竹签粘在糖人上,等糖人干透了,老人就用一把又长又平的铲子,将糖人铲起来递给站在旁边已付了钱且等得清口水不知吞了几百回的小孩手中。
而没钱买糖人只能眼谗的孩子,有的会缠着身边的大人要钱,有糖人的孩子洋洋自得地在众目睽睽下,慢慢吮舔着甘美的“仙女”或“猪八戒”。像李二娃这帮又没钱又嘴嚼(嘴硬)的匪头子娃娃则佯装不屑慷慨就义般回身就走,边走还边唱着“糖玩艺(儿),抿抿甜,光哄老子的新年钱”而毅然离去。
(三)
那个年代小城中穿皮鞋的人不多,尤其是穿高跟皮鞋的女士当属凤毛麟角。只有县中学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及县一小、二小、幼儿园的几个女教师或本地土生土长且赶时髦的为数不多的新潮女性,敢于穿着后跟钉了铁片的高跟皮鞋,昂首挺胸地走在川西北小县城的水泥或石板街上。
我家斜对面的毛幺爷的大女儿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人长得又白净又高挑,嫁了一个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分到县法院当法官的成都小白脸。结婚后毛家大女子去了一趟省城,回来时也穿上了后跟钉铁的高跟鞋,在挽着小法官回娘家时毛大姐的胸挺得比以往都高,脚下的高跟鞋踩得石板街面山响!
毛幺爷只要听到高跟皮鞋那熟悉的声音,准会捧着那上辈人传下来的白银水烟袋,骄傲地站在街沿边,把纸捻子(火媒)吹得“扑、扑”响。李长生的老婆常站在她家的肥肠店门口,不屑地白一眼毛大姐那高耸且随着高跟鞋的得、得声颤动的丰乳小声骂一句:“人蹬马掌,丧德!”而她儿子李二娃则高声吆喝着:“一、一、一二一,高蹬蹬皮鞋了不起,踩到我的脚,咋个说?进医院,花八角,出来还是个跛脚脚。”毛大姐大多用鄙视的目光从李长生老婆那油渍麻花的衣裤上扫一眼,仍踏着清脆的“马蹄铁”声走过这条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街。(四)
故乡的南街上有城关二小,教师多为绵师分来的外地人。其中有一位教语文的江老师,小伙子年青英俊,尤爱去东十字的新华书店买书。
那时,我们一帮匪娃娃常见江老师捧着一本新书,在冷场天人迹稀少的街上边走边看,全然不顾忌小百货店漂亮的本土女营业员投到他身上那炽热的倾慕秋波,或沿街挨门挨户收垃圾的张麻子那极端忌嫉、不屑的目光。
往往这时候,以苟黑娃为首的我们这帮匪头子会在街上站成一横排,故意挡住江老师的去路。当全神贯注于新书中的江老师撞上我们其中一个时,七八条幼稚的嗓子会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哎哟!”见羞红了脸的江老师边扶眼镜边忙不迭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时,我们会大笑着齐声吼:“人之初、性本善,老师教我捉黄鳝,一捉捉了二斤半……”后来,江老师真的娶了那个圆圆脸、长睫毛的女营业员,这也算一段佳话了。
人世沧桑,几十年的光阴一掠而过,旧时的小伙伴们也各有归属了。今天那一群小女孩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幼时的身影——爱唱爱跳无忧无虑的乔三妹,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久远、清脆的童谣声。
今天傍晚下楼散步,见几个小女孩在小区的花圃边唱着童谣跳皮筋,其中一个穿背心、扎着双丫的小丫头,跳得大汗淋漓仍用脆甜的小嗓子大声唱着。我恍惚了……
(一)
记得小时候,我也唱童谣,那都是从姐姐们或小伙伴口中学来的。当一轮满月妩媚地爬上县城东边的凤凰山顶,吃过晚饭的我会牵着比我大三岁的二姐的衣角,吆喝同住一条街上的牛娃子、杨幺妹、苟黑娃……大家手拉手在西十字的街当中牵成一串,月儿流泻出清冽的光波,使苟黑娃也不太脏不太黑了,让杨幺妹衣上的补丁也不分明了。
望着深碧湛青的天宇上那圆润的月儿,我们双脚乱蹦、边跳边唱:“月亮婆婆,火烧馍馍,你吃瓤瓤,我吃壳壳……”往往是直到苟黑娃的妈扯着嗓子叫苟黑娃回家去干家务、或牛娃子的哥哥扯着他的耳朵拖他回去写作业,我才跟在二姐后面踩着她被月光拉长的影子悻然回家。
在秋风瑟瑟,北雁南归的季节,二姐会带我去潼江边的沙滩上找夜宿的雁儿留下的羽毛。大雁的毛管粗,正好做鸡毛毽上插鸡毛的毛筒。站在被长卿山的倒影映得浓绿的潼江边,看那九曲潼水不慌不忙地蜿蜒着向东而去,碧澄的天空中又飞过一队南归的雁字时,我与二姐会仰起小脸蛋,对掠过的雁群送上我们的祝福:“雁(读:案)鹅雁鹅喂(儿)喂(儿),扯长,扯根竹杆晾衣裳,案板底下有碗糖,请你吃了去赶场……”直到雁儿的影子也融入那天际的青苍,我们那略带伤感的歌谣还回荡在秋色寂寂的潼江畔……(二)
那时在西十字的街沿边,不管逢场天还是冷场天,总有一个面目慈善的白发老人守着他的糖人摊子吹、画糖人。摊子边总围着一群孩子目瞪口呆地看老人像变戏法一样,将一砣红糖在小铜锅中化成糖汁。
当糖汁熬成金黄色的稠液时,老人用一把小铜勺舀起吱吱冒泡的糖汁,信手在一块光润的白石板上用均匀倾淌下的糖汁画成龙、凤、仙女、孙悟空、猪八戒、关公等栩栩如生的动物或人物,趁糖人未干时,用一根光滑的竹签粘在糖人上,等糖人干透了,老人就用一把又长又平的铲子,将糖人铲起来递给站在旁边已付了钱且等得清口水不知吞了几百回的小孩手中。
而没钱买糖人只能眼谗的孩子,有的会缠着身边的大人要钱,有糖人的孩子洋洋自得地在众目睽睽下,慢慢吮舔着甘美的“仙女”或“猪八戒”。像李二娃这帮又没钱又嘴嚼(嘴硬)的匪头子娃娃则佯装不屑慷慨就义般回身就走,边走还边唱着“糖玩艺(儿),抿抿甜,光哄老子的新年钱”而毅然离去。
(三)
那个年代小城中穿皮鞋的人不多,尤其是穿高跟皮鞋的女士当属凤毛麟角。只有县中学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及县一小、二小、幼儿园的几个女教师或本地土生土长且赶时髦的为数不多的新潮女性,敢于穿着后跟钉了铁片的高跟皮鞋,昂首挺胸地走在川西北小县城的水泥或石板街上。
我家斜对面的毛幺爷的大女儿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人长得又白净又高挑,嫁了一个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分到县法院当法官的成都小白脸。结婚后毛家大女子去了一趟省城,回来时也穿上了后跟钉铁的高跟鞋,在挽着小法官回娘家时毛大姐的胸挺得比以往都高,脚下的高跟鞋踩得石板街面山响!
毛幺爷只要听到高跟皮鞋那熟悉的声音,准会捧着那上辈人传下来的白银水烟袋,骄傲地站在街沿边,把纸捻子(火媒)吹得“扑、扑”响。李长生的老婆常站在她家的肥肠店门口,不屑地白一眼毛大姐那高耸且随着高跟鞋的得、得声颤动的丰乳小声骂一句:“人蹬马掌,丧德!”而她儿子李二娃则高声吆喝着:“一、一、一二一,高蹬蹬皮鞋了不起,踩到我的脚,咋个说?进医院,花八角,出来还是个跛脚脚。”毛大姐大多用鄙视的目光从李长生老婆那油渍麻花的衣裤上扫一眼,仍踏着清脆的“马蹄铁”声走过这条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街。(四)
故乡的南街上有城关二小,教师多为绵师分来的外地人。其中有一位教语文的江老师,小伙子年青英俊,尤爱去东十字的新华书店买书。
那时,我们一帮匪娃娃常见江老师捧着一本新书,在冷场天人迹稀少的街上边走边看,全然不顾忌小百货店漂亮的本土女营业员投到他身上那炽热的倾慕秋波,或沿街挨门挨户收垃圾的张麻子那极端忌嫉、不屑的目光。
往往这时候,以苟黑娃为首的我们这帮匪头子会在街上站成一横排,故意挡住江老师的去路。当全神贯注于新书中的江老师撞上我们其中一个时,七八条幼稚的嗓子会同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哎哟!”见羞红了脸的江老师边扶眼镜边忙不迭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时,我们会大笑着齐声吼:“人之初、性本善,老师教我捉黄鳝,一捉捉了二斤半……”后来,江老师真的娶了那个圆圆脸、长睫毛的女营业员,这也算一段佳话了。
人世沧桑,几十年的光阴一掠而过,旧时的小伙伴们也各有归属了。今天那一群小女孩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幼时的身影——爱唱爱跳无忧无虑的乔三妹,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久远、清脆的童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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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