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肩上的士”

张建 文/图

从“两个人抬一个人”到“两个轮子载一个人”，从轿子的“抬”到黄包车的“载”，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再次说明生产力发展势不可挡。

轿子作为代步工具出现于汉代，但仅限于官宦和富豪人家使用，在皇家使用时更是气派宏大，清乾隆帝更喜欢在宽敞的轿内挂满各式赏瓶，供途中欣赏，以解疲倦。“轿子”一词，最早出现于五代后周，到了宋代则开始称肩舆之类为轿子——“舆”就是车中载人载物的部分。直至明清，整个社会就已普遍称肩舆之类为轿子了。这时的轿子也严格区分着官轿与民轿。晚清时期，成都街头活跃着拉客的轿子，即营运轿，它是由官轿和私家轿中逐步分离出来的。按照今天的说法，这种出租交通工具就叫“肩上的士”，简称“轿的”。

肩舆业 专注用户乘坐体验

清嘉庆、道光年间，成都商业、手工业日渐发达，人口增加、城区增大，出门办事经商或走亲访友客观上就有了代步工具求租的需求。民营客轿萌芽也逐步催生了专门从事轿子营运的行业，这个行业就称“肩舆业”。当时成都还没有一条马路，全城皆为石板路，所谓大街宽不过十米，小街窄巷二三米而已，客观上更便于轿子风行。到了清光绪年间，成都、华阳两县就已有轿铺300余家了。为了便于管理，官方还在宣统年间成立了四川轿商帮普益分会，专门管辖成都府县的轿帮。

成都当时营运轿主要分为两种： “鸭篷轿”和“街轿”。“鸭篷轿”简单粗朴，以竹竿为主要制作材料，上遮布篷，形似鸭篷子。它们多停放于城外轿铺，主要为出城下乡的人提供出行租用服务。“街轿”又称“过街轿子”，主要用于成都县内城街交通。它们常分散于城内各街口和四大城门的轿铺，并租赁给轿夫从事招客营运，轿铺从中抽取一定额度的赁金。“街轿”再分两种，二人抬叫“二姑噜”，三人抬叫“三丁拐”，在城内招客，租价多以去向街道远近为准。此轿为竹木结构、瓦式轿顶，轿厢两侧各开耳窗，轿前口挂有麻布轿帘。坐街轿能遮阳避雨，悠悠赶路，而女乘客又可免“抛头露面”。这种街轿多为城内升平街、童子街、暑袜街、康庄街等处制轿铺制造，工艺也不复杂。

1910年，一种新式藤轿面世。藤轿以竹木为骨架，精制藤条编织坐椅、轿厢三方开窗、窗面宽敞，无轿帘，卧式坐椅、靠背适度、坐垫柔软，乘坐感舒适又清爽。视觉上，藤轿设计新颖；体验上，乘坐藤轿舒适视线又开阔。虽然代步功能一点都没变，但不同的用户体验，让“轿的”“轿子也改良，乘轿心宽敞”。新式藤轿很快受到成都社会各界欢迎，发展迅速。1913年，成都已有十三家藤舆公社或藤舆公司，较大的有辐济、怀安、一等、协利、广益等，领有特别轿证200余张。1920年，成都街轿已达到3320乘。

成都街轿的盛行，还得益于适合生存的机制，有投资轿行的商户，有管理轿行的夫头，有供轿行租用的商铺，也有上门承租轿子来营运的轿夫。一般来讲，创办轿行的资金由老板负责，并在成都周边作坊订购轿子，办理工商手续，在合适的商业街道或车站码头附近租赁轿铺，聘用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夫头，一切就万事俱备开张了。轿行的日常管理由夫头操作，其基本管理模式就是“早出晚归”和“日结日清”。“早出”就是每早把轿子租给轿夫并收一定押金，“晚归”就是轿夫们营运一天归行后，轿子要抬回轿铺存放；而“日结日清”却是最重要的环节，即收取轿夫的租金是每晚结清。这个重要环节，大多老板娘要亲自“上班”，监督租金是否“走路”和“清白”。轿夫一般都是城郊的贫苦人，也有农村劳力，他们三五成群，共同凑钱交租“轿的”押金。当时，轿夫一天的营收有一半以上是交租金，余下的才是自己的脚力收入。如遇下雨天，生意清淡，轿夫们挣的钱少，傍晚交租金时总想让轿行打点“让手”，但老板娘总是瞪大眼睛说：“要少交可以，那明天就别来租轿子了。”轿夫一听，只得乖乖地如数交上，心痛的泪水只有往肚子里流。

轿行的主打业务是客运，但也兼有其他搬运杂活，类似现在的搬家公司。白天，大部分轿子都被轿夫租去营运，轿行还雇有力夫，应对租轿子出远门走亲串户，为商行富宅搬运货物家具等货运业务。由于有上门业务，所以轿行也备有票据，大都以“脚票”、“担票”、“发奉”、“力资”、“脚飞”等抬头开出票据，供客户做账和凭证保管使用。

麻乡约 东大街上的知名连锁品牌

说起成都的轿行，就不得不提“麻乡约”。“麻乡约”最初仅仅是陈鸿义的绰号，其人面有麻子，又较率直公正，好断“公道”，故有人赠此绰号。陈鸿义在清咸丰二年（1852年）开轿行，以绰号作轿行名，至咸丰末年，“麻乡约”已是知名品牌，名扬西南。

陈鸿义的“麻乡约”如何成为轿行的知名品牌？好几种传说中较为可靠的是，清廷王四大人赴滇上任时，在重庆雇陈鸿义抬轿子。抵滇后，他让陈鸿义在返渝途中携带银两，代为偿还自己沿途借欠费用。事后，王四大人又派人沿途核实他的借欠费用是否清还到位，结果是分毫不差。于是王四大人以陈鸿义忠实可靠为由，特招其到滇做官。陈鸿义以不识字为由，不敢从命，称本人只能从事轿行之事。王四大人成全了陈鸿义，安排他在昆明开轿行，并代为取名“麻乡约”，主要业务包括客运、货运、送信。

几年后，“麻乡约”在成都当时的第一大街，即东大街开设了麻乡约轿行，随即又在重庆的南口门、贵阳的小关等地开店。其经营方式很像当今的品牌连锁店，为扩大其经营范围，广揽顾客和业务，就地组织运力，并在各主要路线沿途城镇，以自设或特约方式设立了轿子的“分行”或“分铺”。“麻乡约”经营网络，以便其轿行的客运轿、货运轿、民信局（邮件专递）同步发展，形成了类似今天知名品牌的集团效应。

对口调 轿夫间的“微信”

抬轿时，前面的轿夫唱一句：“天上明晃晃”，后面的轿夫应一声：“地下水凼凼”。“天上一把刀”，“地上有槽槽”。轿夫俩是抬轿一路又对唱一路，诙谐打趣，让人忍俊不禁。街轿风行，轿夫抬轿的“对口调”也成为一道风景。他们通过“对口调”这种说唱形式，由前面的轿夫把路况及时传讯给后面的轿夫，后面答唱表示收到了路况信息。“好看又好听”的“对口调”是初入轿行的必学课，否则“寸步难行”。

“对口调”的“口诀”是轿夫在抬轿过程中逐步总结形成的。不管哪种轿型，轿顶都是高于轿夫视线，当时城乡道路弯而窄小，高低不平，抬前面的人能看路而行，但抬后面的人则是个“半盲人”，只有鼻子下有点儿视线，所以后面的轿夫全靠前面的“带路”。而如何“带路”，就是前面的一是用眼睛看二是用嘴巴唱，后面的用耳朵听嘴巴应，很像最原始的“微信”。如果前面的报“照高”，就是说头顶上有障碍，轿顶过不去，后面的就答“弓腰”，应声后，前后一齐弯腿低身过路；又如“石板不稳，踩紧不滚”，“鱼塘不知深浅，边边侧要浅点”，“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如此等等，共有近百条口诀。

1916年，成都轿行达到490余家，轿子有5000多乘。当时成都人赶青羊宫庙会的场景是：春光明媚、艳阳暖人，人流如织。士绅官宦人家在老南门大桥一带，便问街边轿夫：“到青羊宫，好多钱？”轿夫答道：“六十文。”后热情拥上。讨价还价后大都是四十几文成交一乘，正儿八经议价打“轿的”。但事物总有兴衰，尤其是1925年成都城区道路改造催生了黄包车大行其道，1926年轿子锐减到1369乘，1931年以后基本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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