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平(成都)
高考改变人生?我一度怀疑这是个伪命题。
高考前,我在县面粉厂当搬运工,好歹在城里上班,好歹可以吃到很好的集体伙食,好歹可以在十分钟内赶到母亲身边照顾她。但读完大学被发配回老家的乡村中学,住在蜘蛛挂窗乌鸦探头的地主老楼,看着大雪天冻得挫牙花不愿出窝的狗儿,我常常问自己:这大学究竟读得值不值呀?
若干年后我发现,这番比较实在是一种短视。倒不是说如今我早已通过努力携家人定居省城,完善了基本生计,重要的是,几年的大学生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我生于重庆巫溪县,那是个被巍巍大山挤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小旮旯,县城逼仄无序,四周是起起伏伏的瓦房和坎坎坷坷的石梯,习惯了山溪般日复一日的流转,不知闭塞为何物。
1978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在县粮食局面粉厂当了工人,月薪27元。小小厂房,面粉飞扬,犹如冬天雪花儿飘撒,白茫茫一片,每天下班时除了眼珠子是黑的,整个人都死白死白的,像在演恐怖片。
1979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年,之前我愣头愣脑去报考过一次美术学院,当然落榜,我横下心要拿下这一年的高考,先咬牙花两个月工资买了台上海产4B15收音机,想从英语广播讲座里捞到几分,可才听两天,就被喝醉酒的父亲一把抢走收音机,像扔酒瓶子似的扔到门前的小河里。我嚎啕着跳进河里捞,可捞出来的终究是个不再吭声儿的哑巴。我怕醉醺醺的父亲再接再厉,像手撕鬼子一样把我整个人也撕进河里去,离家出走,幸好被伯父收容。伯父家的阁楼很小很闷,但在我心里是最好的黄金屋,阳光透过巴掌大的窗格儿照进来,照亮了我的未来。
1979年秋,当瓦蓝的天空将大宁河水映照得愈加碧绿,我拿到了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记得那天下午,我在书店翻一本美术杂志,小名叫小狗子的邻居哥哥满腹疑惑地盯了我半天,像是要咬我一口:狗屎运吧,面粉堆里还刨出个大学生?
我不晓得是不是有狗屎运,我只记得那年参加高考,数学只考了32分——哪是考的?我平时在班上的数学成绩总是倒数一二名,这32分是我在选择题中跳大神般“划”出来的。但语文考了92分,历史、地理也考了80多分,这似乎暗示着日后我会耍点笔杆子。
那一年高考的作文要求将2000字散文《第二次考试》以第一人称缩写成800字的短文。该文讲了个“善有善报”的故事:嗓音甜美的美丽女孩陈伊玲,因参加雨后救灾感冒了而在次日的音乐学院招生复试中发挥失常,主考官苏林教授亲赴街区得知真相,决定破格录取这名姑娘。对我来说,这冥冥中暗合了我后来的坎坷人生中经常遇到“第二次考试”——一波三折,与人为善,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况且,这本来也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啊。
滥觞着理想主义情怀的上世纪80年代,如过往的三峡珍藏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我入读的重庆师范学院,有着很浓郁的人文环境,我也是打那时起颐养出较好的学风和“尝鲜”的野心。尤其是图书馆,在我看来简直是最大的高考福利。之前,我在老家很少看到像样的书籍,更没听说什么世界名著。我有个发小家住新华书店,我经常怂恿他潜入库房偷几本书给我。重师图书馆,是上世纪50年代修的俄式建筑,外墙上挂满爬山虎和七里香,藤蔓间不时有鸟儿飞来蹿去。面对浩繁卷帙,我在西洋美术史、二战史、武侠小说和中国古代边塞诗里一扒就是3年多。那些书和故事,那些混沌年代的人物命运,至今蹦跳在我脑子里,并影响我的人生态度,譬如,如何从伦勃朗和曼施坦因身上看到巨大的人生顿挫,如何真正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尝试践行,如何看待红尘中候鸟般来去的真情假意……我甚至无数次徘徊在清朗秋月下,同先辈大咖隔空对话。
金庸小说里讲了两种武林高人,一是如郭靖般老老实实练百家功渐成高手的后知后觉者,一是如虚竹般误打误撞在山洞遇到无崖子,凭空得了几十年功力的幸运儿。我显然属于笨鸟先飞的前者,有点小进步就欣喜释然。一如当年酷暑天背着面粉袋,呼哧呼哧踩在既斜又溜的梯子上,心头总在数着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把一袋面粉倒进搅拌机和成了湿面团儿,才舒展地伸伸腰杆儿。
小时候每次乘船过峡口,行进到激浪滔天、拐出个大急弯的金银滩时,总看到船头立着个面庞黧黑、凸起一身肌肉疙瘩的汉子,嗨地一声将长长的蒿秆戳进水里,用力一撑,船尾的艄公也顺势咬牙扳动舵片,让小船儿扭头绕过险滩,轻溅浪花滑出险滩。
滑出险滩,是当年峡谷里每个娃娃在弄潮呛水时陡生的念头,也是长大后在心里形成的人生譬喻。因为第二次高考,我卸下了沉甸甸的面粉袋,来到省城做了记者,并折腾成一名在全国算是有点名气的作家,回头看看,真是五味杂陈。感谢伟大的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航向。
(作者系著名文化记者、旅游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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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成都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