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不是只有自己的梦想 还有当丈夫、当父亲的责任

岁月匆匆，恍然如梦。我曾生活在小山沟沟，偶然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在成都这片沃土，竟生根二十几年不走了。

那年除夕，三个女儿沉睡后，妻子把孩子收到的压岁钱全“偷”出来，和她平时的积攒全部塞给我，哽咽着催我快走。我握着她的手发誓：“不管事情办得咋样，正月十五前我一定赶回老家！”这些年，我一心扑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中，真是苦了妻子，苦了这个家。

提着十多斤重的手稿，高一脚矮一脚地走了20多里乡村公路，在凌家场坐上了宜宾开往成都的火车。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我提着手稿排队出站时，才发觉车票丢了，当然，钱也丢了——身无分文、举目无亲，我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先找到出版社去。我仗着爬山练出来的脚力，一路打听，在天黑前赶到了出版社的大楼，谁知人家要正月初六才上班。我脑袋轰一声炸了，我骂自己是个白痴，咋会连春节放假的事都忘了嘛！

拖着沉重的双脚，漫无目的沿着街边走。我这些年死钻牛角尖，每夜都在煤油灯下呕心沥血地写作，如今为了送稿竟落得如此境遇！一时间真恨不得冲上身边的桥头，纵身一跃，一了百了。可挪了两步又挪不动了——我身上不是只有自己的梦想，还有当丈夫、当父亲的责任啊！

熬过了第一个冷雨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又朝出版社走去。耗到中午，终于等来一位杂志社的加班女编辑。她看过我的手稿后，很坦诚地说一时半会出不了书，送了我几本杂志和一本贾平凹的《晚雨》。

我一溜小跑下了楼，拿出她给我的一袋苹果就啃。我还是打算等初六出版社上班后把手稿交了就回老家，口袋里剩的仨苹果每天吃一个，撑到初六没问题，只是还有三个冷雨的夜晚……摸到那本《晚雨》，忽然我心念一动：何不把这本书拿到前边那个书报亭去卖？崭新的，定价10.8元，卖5元该行吧？

老板听我说要卖书，诧异地审视了我很久。听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老板冒出一句：你都是家里有三个孩子的人了，自己却像个三岁娃儿不懂事。他郑重地拍了30元钱在我手里，还给我指了便宜的住宿。

那是一个地下室，通铺，3元一宿。想起火车上的遭遇，我索性把几个苹果全部啃光，又在厕所悄悄把钱塞进了臭袜子里。

第三天，转呀转，走啊走，我走到了四川日报社的门口，门前一排橱窗贴满了报纸，都在讨论“打工潮”。第四天，我又来把这些报纸看了一遍，顺手抄下了这些报社的编辑部电话，想着以后说不定用得上。

没想到还真用上了。四川青年报周末版的主编答应和我见一面。看过我的手稿，她建议我既然来了成都，不如多待些日子，先去打工解决燃眉之急，顺便写些反映打工潮的文章，争取先在报纸上打响“知名度”。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建议，才改变了我后半生的轨迹。我跟着街上碰到的一群打工仔去了石人小区的建筑工地干活，我没有技术，只能抬砖、推翻斗车。每逢打混凝土，我就去抢着倒水泥，因为水泥袋封口没拆烂，就能卖一毛钱，被工头抽掉一半，还能拿5分。每次我都想，凑够100元，就好寄回家给孩子们交学费！

我没和水泥打过交道，不知道它的厉害。每次倒完我都去洗手，没想到双手爆出好多血口子，风一吹就痛得人龇牙咧嘴。可手都这样了，我还得坚持每夜拖个斗车，垫个木板，到僻静处写稿。

后来，我的稿子在报纸上发了一个整版，主编说：成都不会埋没人才，是金子总会发光。我想，我不是人才，也不是金子，我只是打工潮溅起的一朵浪花，因为有了阳光照耀，我才闪了几次光。因为有许多编辑老师和书亭老板的帮助，我才能在报纸杂志发表几篇拙作。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知道当初我拎来的手稿无法出书，但即便工作忙累，我还在坚持写作。

（刘汝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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