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婉约：钱穆与联大为何没能“走到最后”

大家都知道，钱穆先生在抗战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同时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兼课，七七事变后随三校西迁，成为西南联大教师。钱穆先生在北大和西南联大历史系讲授的是“中国通史”，他蛰居昆明东郊宜良山中“岩泉寺”，撰写《国史大纲》，出版后引起争相阅读，多为学界称道。

其实，钱穆与西南联大的关系并没有持续整个全面抗战八年，在抗战胜利之后，钱穆没有随校复员回归北平，而是结束了他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履历，走了一条淡出和疏离学术重镇的道路。

这里就《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相关记载，结合钱穆《师友杂忆》，看看联大时期的钱穆。

钱穆先生

请假

郑天挺日记中，提及钱穆的地方有38年8次，39年4次，40年2次，43年1次，45年一次，共16处。除了38年作为同事间教学与读书交往的记载外，有四次涉及比较实际性事件的，就是请假与续聘之事。

1939年9月6日、11日，两处提到当年钱穆南归苏州度暑假后，开学时欲请假一年，留在南方。6日，郑天挺记到：“昨晚得宾四书，欲请假一年。”“急作书，劝其即来。”而且，“今日孟真亦有信往”应该也是劝钱先生来校。11日，“诣雷伯伦，告以宾四下年请假事。”估计是请雷海宗安排或代上通史课。

1940年12月，提到汤用彤建议以祝贺胡适五十寿辰为名，“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设专任导师，凡不愿任课之学者，如寅恪、宾四、觉明诸公，皆延主指导。”

从这件事情上看，钱穆的请假，给联大历史系的教学是带来一时紧急的。而当时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是诚意邀请和挽留他的。

及至一年后的1940年秋季开学，事实上，钱穆也没有回西南联大。而在1940年的12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在考虑导师时，还在请陈寅恪、钱穆、向达等不愿在联大任课的几位老师为“主指导”。

日记记事简略，那么，钱穆为什么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要向联大请假呢？又为何不愿再在联大任课呢？

钱穆《师友杂忆》记载的情况是：

1、1939年暑假，《国史大纲》完稿，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处交稿，此时商务由上海迁到香港，但印刷仍在上海。联系出版付印事宜，因为重庆政府的审查制度，耽搁半年之久，才印出。

2、1937年冬，随北大南迁经长沙及蒙自、昆明等地，家人则仍住北平。两年后，也即1939年暑假，妻儿才离开北平南下，回到苏州，租住耦园，并接无锡老家的婆婆来苏州同住。钱穆此时才得以与家人团聚于苏州。

3、1939年暑假，钱穆回苏州前，顾颉刚来访，谈到顾商得哈佛燕京学社款项，新设立流亡成都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所长，邀钱穆同往共事。钱穆说：正好原北大历史系来联大的同学，已经全部毕业。便答应了顾颉刚之请，当时说好，秋天以后即去成都。

所以说，即使不出于书稿与家事，钱穆于1939年秋后也是计划去成都而不是回昆明的。由于书稿与家事，他在苏州停留了一年，此时，算是向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请假，有薪水，在家编《齐鲁学报》，往上海接洽出版。自己一年间完成《史记地名考》，以作为对新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学术贡献。

可见，不愿联大讲课，而安静读写，应该是他的内心追求。对于这两年的安静读写，他有一段话如下，称是自己“人生最难获得之两年”：

“余先一年完成《国史大纲》，此一年又完成此书（指《史记地名考》），两年内得成两书，皆得择地之助。可以终年闭门，绝不与外界人士交接。而所居林池花木之胜，增我情趣，又可乐此而不疲。宜良有山水、苏州有园林之胜，又得家人相聚，老母弱子，其怡乐我情，更非宜良可比，洵余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师友杂忆》）

苏州耦园

学者的追求

1937年至1945年，进入全民抗战时期，钱穆在联大，对于抗战与为学持什么态度呢？这里举一两个例子来看看。

一个例子是：

《师友杂忆》记载，1938年在长沙临时大学南岳文学院时，有两个学生中断学业赴延安，大家集会欢送。学生邀请冯友兰与钱穆到欢送会演讲。“芝生先发言，对两学生倍加赞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谓青年为国家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钱穆认为青年为国家栋梁，是未来式，而不是当前读书时。当前应以自己努力读书、能求上进，以专业成才，日后为国家建设有所贡献才是。欢送会散去，冯至钱宿舍，二教授仍为之争辩。

冯友兰此后，仍然以新写成的《新理学》初稿，向钱穆征求意见。钱穆也确实认真读稿，给予意见：1、在中国，理学家论理气与心性并行，你的书只论理气，不及心性，应该增加论心性。2、中国没有宗教，但关于“鬼神”之论很多，朱熹论鬼神颇有新创，应该增加一章“论鬼神”。3、第一章应改为绪论。后来，冯友兰告诉钱穆说：接受意见，增加了论鬼神，改第一章为绪论，而心性论则没有增加。再后来，冯友兰在一次中国哲学演讲中，说到：鬼者归也，属于过去；神者申也，属于未来。钱先生治史，鬼学也；我治哲学，神学也。钱穆回忆录感叹说：“芝生虽从余言增鬼神一章，而对余余憾犹在，故当面揶揄如此。”

钱穆先生

另一个例子是：

西南联大文学院1938年3月由长沙南岳迁至云南蒙自（距离昆明260公里），不久之后的1938年暑假，就迁到昆明联大本部。钱先生嫌昆明交接频繁，不能得暇落笔撰写正在进行中的《国史大纲》。经友人推荐，觅得宜良山水佳境岩泉下寺中，正好有一处县长的别墅空置着，就将之租下来，开始了独自一人蛰居宜良山中的生活。

一周七天，他三天在联大上课，四天蛰伏埋首著述。他记录到：每周四上午出发，先从山寺中到宜良火车站，在咖啡店小坐，中午十二点上火车，经数十个山洞，下午五点到昆明，课在晚上七点，下火车后直接坐人力车往教室，途中买蛋糕，在人力车上充饥。课程听者踊跃，至九点，学生相伴到城里进餐。餐后返回联大宿舍，已经深夜。周五周六再上课，仍然是晚上上课，白天则补读在山中看不到的一周的报纸，或与同学昆明附近游山。周日返回宜良。接下来四天，就在山中闭门写书，有“四天半不出一语者”往往是常态。当时租定这个宜良别墅时，汤用彤、贺麟一起去看，住了一夜，说：此处真僻静，游人所不到，明天我们两个去后，你一人独居，能耐此寂寞否？宾四说：“正好一心写书，寂寞不耐亦得耐，愿尽一年，写成此书，无他虑。”果然实现。

从这里，看到宾四先生性格坚毅卓绝如此，追求学术，能坐、爱坐、主动要坐冷板凳的选择。

不意形成对比的是，《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38年3月30日：

“自移居校中，终日栖栖遑遑，未读一书，未办一事。翻检涉猎，不足称读书也。工匠市侩之周旋，起居饮食之筹计，不足称办事也。常此以往，真成志气消沉之人矣。”（45页）

虽是郑先生自谦自励之语，也确实反映了联大百事待举，郑先生为之艰难忙碌的情形。及至1945-1946年，抗战是胜利了，而从这一年多日记中看到，作为联大总务长且教育部平津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委员的郑天挺先生，更是忙碌，几乎每日都是从“入校治事”开始，人事变动、校址确定等等大小一切事务，都需要郑先生为之万分忙碌。郑先生的克己奉公，舍己奉献，于此可见。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续聘

1940年暑假，钱宾四先生结束苏州休假后，就先后在成都齐鲁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授课或兼职。期间，钱穆在联大是否任教、任导师或研究员，不是十分清楚。这在《郑天挺日记》有一条记载：1943年6月25日：“对于宾四，谓能回，自甚好，而不能不先准备通史人才。”

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北大复校，对于原来老北大的教授，即使没有在昆明的，也考虑发聘书，使其恢复北大教职。而钱穆没有接到北大的聘书。郑天挺日记相关记载有：

1945年8月27日：谈复校计划，决分系开具，并提出几点意见：一、不称职教授不必仍请还北平；二、教授薪额不必按年资；三、教授聘请应有委员会审查。

1945年8月31日，应该是已经确定不聘钱穆，为此，有一些教授，包括总务长郑天挺应该都是表示遗憾而想挽回的。日记中留有一封书信，是姚从吾（时为北大历史系主任）写给郑天挺的。开头即书：

“关于宾四兄事，锡予先生曾有以下意见：宾四与北大关系甚深。他的意见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宾四先生究为好学深思的学者，我们自应请他回来。弟的意见：孟真兄是我们系的领袖，应当把一切话都向他说明白，期更圆满。……”（1090页）

从这两则日记看，钱穆的未被聘用，应该是不符合第三点——委员会审查出了问题，而傅斯年正是需要说服而未能说服的人。当然，最终还是未达到郑天挺、汤用彤、姚从吾等人所期待的“圆满”，钱穆没有回北大。

对于未被续聘，钱宾四先生自己的记载，是这样的：

“抗战胜利，昆明盛呼北大复校，……国事蜩螗，方兴未艾。余昔年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是举国是亦屡有评论，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幸余离昆明赴成都，得少人事纠纷。倘再返北平。遇国共双方有争议，学校师生有风潮，余既不能逃避一旁，则必尽日陷于人事中。于时局国事固丝毫无补，而于一己志业则亏损实大。因此自戒，此下暂时绝不赴京沪平津四处各学校，而择一僻远地，犹得闭门埋首，温其素习，以静待国事之渐定。”（《师友杂忆》）

这是一个自觉与主动疏离中心的选择。1946年秋，钱宾四先生受聘私立昆明五华书院。一年后，回到故乡，在私立无锡江南大学任教，直至1949年离开内地去香港。

文末，感谢郑先生家属应允，感谢南开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整理，使《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得以出版面世，这真是嘉惠学林、启迪学术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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