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一段时间没到图书馆了,上班时间未到,站立图书馆大门,原以为最早到的我,忽地发现左侧一角,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已在此等候工作人员的到来。
明朗的图书馆大厅,有序排列着各种中外文学名著等书籍,全国负有名气的文学杂志也一应俱全。我找了一处临近窗户的桌椅,专注地阅读近期《当代》《十月》《收获》上的一些文章。突然,先前在图书馆门口遇见的那位老者,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籍朝我走近,说,“杨老师,我认识你,咱们做个忘年交,如何?”
我礼貌地点了点头,随意聊上几句,还真被老者的学识见解折服。交流中,得知他叫陈悦明,1966年的高中生,职业是农民。从其不俗的谈吐,即知其是个有学问的人。
陈悦明告诉我,他高中毕业后,本应该顺利进入大学,实现他的作家理想;可“文革”似狂风暴雨,撕碎了他的大学梦,回家做了农民,几年后娶妻生子;1977年恢复高考,十足信心的他,面对多病的妻子、幼小的儿女,再一次忍痛割舍了理想之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儿女成才,妻子奇迹般恢复健康。陈悦明看到了生活的美好,重新拾起书本,拿起笔杆,过上了久违的书香生活。他省吃俭用,从每月的劳动收入中拿出不等的现金,到当地书店买书,有些世界名著还托人从成都、重庆等地买回。他告诉我,他一边精心阅读,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散文、诗歌、小说。当天来图书馆里是核对引用的警句、名言、哲句是否有错漏、疏忽的地方。听着老者的一席言语,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到了图书馆的下班时间,我起身告辞,不料老者似乎早有准备,不容我多说硬是要请我到他家做客吃午饭。
迈进客厅,沙发上、墙壁处、椅子上,到处都是存放的书籍,既不井然有序,倒也不散乱,每本书都有其用上等纸张裁剪的方块标注的编号。更让我惊诧的是,每本书均记着阅读后的体会,有些签注挤满了书页文字之外的每一处缝隙。
顺着老者的指向,来到最里面的一间大书房里,这可让我开了眼界。我也到过许多知识分子家,其中不乏世代书香之家,也不曾见过藏书量这么巨大的书库。按照老人的排序编号,从一数到万,还有两个装帧精致的大书柜没有点完。八个特大书柜,近30平方米的个人图书馆,着实让自誉为半个读书人的我自惭形秽。随后,他又带我到他的卧室里,参观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手写稿、打印稿足足有一米余高。我翻阅了一下,内容还很全面,写人、写事、写景的都有,十几篇短篇小说情节起伏跌宕,耐人寻味。
吃罢午饭,聊到他心爱的宝贝书上。其夫人对我说:小兄弟,我这男人一辈子就嗜书如命,为了保养好书籍,每年雨季,都要买杀虫剂给书杀虫;被污染的书籍,他硬是一本一本从书柜里拿出来,用水小心翼翼地擦干净;遇到夏天冬天出太阳,还把受潮的书搬到屋外翻晒。
其夫人还告诉我,“每个书柜不但装有玻璃,而且配置专门的钥匙,连我也不给。”书柜的旁边醒目地写着“非读书人,概不借阅”字样。一次一个远房亲戚来他家做客,看到这么丰富的书籍,提出借几本给孙子,老者说一次借一本,同时答应这位亲戚的孙子可每天来他家里阅读两个小时。而周末,只要是读书人来看书,老者全天候着。
老者嗜书如命还有个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他到外地学习种植技术,随身带上五本文学名著,在回家的班车上,被一小商贩的水果流出的汁浸湿了。看着被损坏的书再也不能恢复原貌,老者竟然痛哭,一车的乘客得知缘由后表示不可理喻。
□杨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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