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眼科病历（一）

国学大师 青年陈寅恪。

1939年秋，陈寅恪一家在香港。

陈寅恪父亲陈散原画像，谭楷仿徐悲鸿素描改成国画人物像。

作者采访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

谭楷 文/图

他总是穿一袭长衫，夹着用双层方布巾包好的几本书，走上讲台。顿时，教室鸦雀无声。

学生们个个聚精会神，眼睛盯着他，生怕听漏半句。他喜欢把需要解释的重点、难点书写在黑板上，然后用那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开讲。

仿佛一道时光之门从黑板豁然洞开，眼前是魏晋南北朝，文人们汇聚山林，饮酒作乐，诗文唱和，个个放浪形骸，人人醉眼朦胧。此刻，他就是穿民国长衫的魏晋名士，习惯于双手叉腰，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密不透风。

有的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的学生如坠五里云雾。脱口而出的那些考据，那些典故，足够让学生翻烂几十部书。下课铃响，他轻轻掸一掸长衫上的粉笔灰，包好书本，夹在腋下，脚步轻如蜻蜓点水，不带一点尘埃地走出教室。

扔在身后的学生，或惊，或痴，或喜，或愁，还在魏晋沉浮。望着一袭长衫、仙风道骨般飘然而去的身影，学生们才顿悟：这就是大师。

这就是陈寅恪，这就是“教授中的教授”，这就是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所说“三百年来第一人”。

■衰泪已因家国尽 人亡学废更如何

抗战后期，陈寅恪受聘于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携家人走过万水千山，来到华西坝，让“五大学”的师生欢欣鼓舞。他在成都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1945年秋天为医治眼疾而远走英伦，在华西校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说：“抗战期间我们家最好的住所就是华西坝的广益学舍。”不幸的是，这种稍微安定的日子才过了一年，陈寅恪的双目失明了。所幸的是，他最后看到的，是华西坝校园的绮丽风光，这个动荡的混沌世界，总算给他留下一点美好印象。

陈寅恪的大女儿陈流求和小女儿陈美延，我称她们陈大孃和陈小孃。

与陈大孃和陈小孃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陈寅恪的眼疾——他的右眼于1937年9月20日失明，左眼于1944年12月12日失明。失明是因为视网膜脱落，好比老式照相机没了底片。

何至如此呢？

眼科医学基本知识告诉我们：

视网膜脱落是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与色素上皮层的分离。两层之间有一潜在间隙，分离后间隙内所潴留的液体称为视网膜下液。脱离部分的视网膜无法感知光刺激，导致眼部来的图像不完整或全部缺失。高度近视容易引起视网膜脱落。

中医认为，悲伤胃，怒伤肝，肝火郁积，会伤害眼睛。

陈小孃总结，“父亲如果是千度近视，只能眼贴书本读书，他也不会出现视网膜脱落。他大约是六七百度的近视，这个度数，最危险，最容易出现视网膜脱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难当头，颠沛流离，心中悲愤，另外居无定所生活窘迫，给了父亲很大的压力。我曾在香港患百日咳，肺部都咳痛了。父亲从云南回香港家中，几乎认不得我这个瘦成一把骨头的小女儿了。心中的焦虑、痛楚，只能写诗来排遣一小点，最后，病变积累起来，造成了双目失明。”

读他的诗“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再明白不过了，这位极其敏感的诗翁，一直在为国家民族的苦难泣血！泣血不止，视网膜怎堪承受？

读过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姐妹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之后，感觉到，那个“愁”字太沉重，不能轻易搅动它。

■阅读爱不释手 竟至通宵达旦

2017年，在秋阳朗照的成都，说起73年前父亲双目失明的那个早晨，陈大孃仿佛历历在目。

陈大孃说：“父亲读书太用功了，早早戴上了眼镜。”

陈寅恪虽然誉满天下，却是个十分务实、不图虚名的人。他13岁留学日本，又在欧美游学14年，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世界名校，师从过不少世界一流大学者。但他只求做一流学问，不顾及学位，往往一年半载后就另谋它途，始终没有获得一张大学文凭，更没有去拿什么博士学位。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陈寅恪具备了阅读英、法、德、日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13种文字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陈寅恪35岁，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与梁启超、赵元任、王国维并称为大师。他主要讲佛经翻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等课程。连冯友兰、吴宓、朱自清也来旁听。涉及梵语、突厥语等语言，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大师之中，他活动范围最小，用眼睛最狠，皆因迷醉于读书：读有趣的和无趣的书，读汉字之外的古老文字书，读人迹罕至尘封已久的书。

关于高度近视，他曾对他的学生王仲翰坦言：“我之目疾非药石所能医治往返矣！因韶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小油灯，藏入被褥之中，而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之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印本之书，字既细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

■忧国忧民"顽症"加速视网膜病变

季羡林曾师从陈寅恪，学习佛经的翻译。上世纪80年代，中山大学请季羡林整理陈寅恪留德期间的遗物，仅笔记本就有64个！

季羡林认为：这些笔记本只是一部分，肯定还有佚失。至于佚失多少，无法统计。能有这样多笔记本，已经很不容易。空间：从德国到中国，地跨万里；时间：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多世纪，中间屡经战乱和动乱，我真想用一句老话来形容：神灵呵护。

经过季羡林统计，这些笔记本共分21类：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鹘文一类14本；吐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文2本；佉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1本；俄文、伊朗1本；希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实为东土尔其文）1本；亚力士多德（实为数学）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

季羡林认为：仅仅从留德期间的笔记本，就可见陈寅恪不仅仅是史学家，他治学之广，非常惊人。专就外族和外国语言而论，数目就大得可观。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算是他的工具语言，梵文、巴利文、西夏文、伊朗古代语、古希伯来语，都是他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还能看到陈寅恪治学的深度，他从常见的资料，看出别人看不到的深刻问题。再其次，陈寅恪重视书目，每个专题，前人做到哪一步，还存在什么问题，先要心中有数。

留学德国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极清苦，经常购买最便宜的面包。早上出门，吃两片面包，在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长期超负荷苦读，体质怎不羸弱？陈大孃是一名优秀的内科主任医生。她从小看到父亲多病，一家担惊受怕，便立志学医，为病患者解除痛苦。她认为，父亲的体质弱，眼睛周围毛细血管微循环肯定比健康人差很多，加之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令他焦虑的国家大事接踵而来，视网膜病变，早已开始了。

从陈寅恪祖上遗传下来的忧国忧民“顽症”，不断加速视网膜的病变。

■陈三立老人拒绝逃难 驱逐汉奸慷慨赴死

阅读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流求四代人的经历，我相信DNA除了会将人类生物属性的品质传之后世，在一定条件下，优秀的人文精神会血脉相传。

陈宝箴在晚清名臣中，以激进的改革维新闻名于世，他的忧国忧民，传之儿孙，影响深远。特别对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痛心疾首。陈寅恪夫人唐篔，是唐景淞的嫡亲孙女。唐景淞在抗法战争中立功成名，作为清朝最后一任台湾巡抚，反对签署《马关条约》，在民众拥戴下成立台湾政府，并担任了几天“总统”。日军进犯时，他并未浴血对抗，逃出台湾，留下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他的一生毁与誉，均与台湾紧紧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和唐篔，给大女儿取名流求，二女儿取名小彭，用意很深：琉球，是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澎湖列岛，是随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割让的中国领土，正如两个女儿属于我们，琉球和澎湖属中国！这也是陈氏三代人的“心结”。

父亲陈三立，号散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诗作饱含忧国忧民之情。“身有傲骨”的徐悲鸿，为陈三立精心画了素描和油画肖像，可见对他的敬重。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去杭州会见陈三立并赠以诗集。1932年，日寇侵占上海闸北，陈三立义愤填膺，梦中大喊“杀日本人”，竟惊醒全家。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大动荡。住在姚家胡同的陈三立老人表示：“我决不逃难！”8月8日，北平沦陷。几年前，老友郑孝胥投靠日伪，当上了伪满洲国总理，老人愤而与之绝交，并撕掉郑孝胥为他的诗集写的序。经郑孝胥指点，北平的日伪政权考虑到老人在政界、文化人中的巨大影响，不断派人游说，均被怒逐出门。老人决心以死明志，五天五夜，不吃不喝，于9月14日慷慨赴死，终年85岁。

伺候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本来就非常劳累；治丧期间，忙里忙外，难以入眠；加之国恨家仇如急火攻心。陈寅恪先是眼前出飞蛾，闪光，没有去理会，直到右眼失明，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如果治疗，手术加上调养，需要耽搁不少时日。权衡再三，陈寅恪决定放弃治疗，尽快逃离北平，否则日伪会纠缠不休。早在8月中旬，教育部就决定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迁往长沙，联合办校，定于11月1日开学。

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辞世“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陈寅恪一家人搭上开往天津的早班车，离开北平。那时，小女美延不满半岁，由保姆王妈抱着，经过了日军和伪军的检查，侥幸过关，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流亡之旅。

■两只箱中的书籍 被窃贼用砖头掉包

做了汉奸的郑孝胥，得知陈氏家人请僧侣诵经开道，为散原老人隆重出殡时，陈寅恪不在现场，方知陈寅恪一家已离开北平南下。

流求、小彭分别小心拉牢父母的衣角，来到天津法租界，小住几日后再乘着海船到青岛，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那时的济南，听说日军已兵临城下，一片兵荒马乱，从济南开往徐州的火车，每一趟都爆满。流求、小彭是由先上车的刘伯母从窗口硬拖进车的，陈寅恪夫妇也是从车窗爬上车的。幸好天气阴沉，日寇飞机没有来轰炸，但为了给军用列车让路，火车走走停停，无法正点。车上人挤人，前胸贴后背，无茶水供应，连上厕所都寸步难移。加上老人的咳嗽，婴儿的啼哭，闷热的空气，污浊到极点，人人饱尝到难民的滋味。

到了长沙，草草安排好一家，陈寅恪在临时大学上课。但是，日寇飞机常来轰炸，长沙也在摇晃。当年11月、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往昆明。同时，陈寅恪一家不得不离开长沙，经桂林、梧州，到香港。

因为唐篔素有心脏疾病，连续的旅途劳顿，使病情加重，更难适应云贵高原的生活。陈寅恪便经越南海防，乘滇越线火车，只身前往云南蒙自，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授课。

从1938年初开始，唐篔与三个女儿滞留香港。由于物价飞涨，陈寅恪从云南寄到香港的法币，能换成的港币越来越少，为了寻找租金低廉方便生活的住所，两年之内，竟六次搬家，最后在九龙太子道一处名叫“洽庐”的出租屋住下。

陈寅恪在逃难之中，最为珍惜的是书籍。他习惯将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勘校等内容，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再整理成论著。1939年暑假，陈寅恪首次回香港探亲之后，从安南往蒙自途中，两只箱中的书籍，被窃贼用砖头掉包，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廿年来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其中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有关佛教经典的梵文、中文、藏文译校中的得失”等。如此重大打击，无异于夺命断魂！加之到了蒙自又染上疟疾，素来消化功能很差，再加之高原反应，几度将陈寅恪击倒在病床，他又一次次顽强地挺过来。

陈大孃回忆，在漫长的迁徙之中，船车之上，灯光昏暗，父亲仍然是行李箱作案，手不释卷。眼疾在不知不觉中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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