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堂林立 大教授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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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人口不及60万的成都，公私立的中等学校就有40余所。成都中学里有一批大名鼎鼎的教员，其中不乏知名诗人等，大学教授也愿意到中学兼课。名师荟萃的石室中学，培养出了李劼人、郭沫若、王光祈、周太玄、魏时珍、蒙文通等文学、考古学、生物学等领域的大家。

军阀竞相办学

上世纪30年代，人口不及60万的成都，仅仅公私立的中等学校就有40余所，真是风同齐鲁。林立的学堂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甚至在成都打起巷战，成都人饱受战乱之苦。军阀们一边打得不可开交，一边却附庸风雅，开办学校。办学这种风气从革命党人那里就已有了。譬如蜀军政府正都督张培爵（列五）就创办了列五中学；副都督夏之时，在包家巷创办了锦江公学。孙震有树德中学和三所小学，杨森有天府中学，刘文辉有建国中学，张清平和陈离办了协进中学。而一些私立学校本与军阀无关，在乱世之中或许为了求得生存，也找个军阀做后台，如蜀华中学不仅以马毓智为董事长、向传义为校长，还以周子龙为代理校长。军阀办学，是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特有的风景。

不管是谁办的学校，教学质量总该是第一位的。成都中学里有一批名牌教员，他们的大名在学界无人不晓，而且多有名士风度。对这些名教师，校长们都是礼聘有加。树德中学是原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捐资兴办的，孙自任校长兼董事长，副校长是吴照华。吴聘请教师必手捧大红聘书登门聘请，有时不惜三顾茅庐。成公中学校长夏斧私早年曾留学日本，每学期开学前，夏必往教师家送聘书，一进门便毕恭毕敬长揖到地，言之切切，因而聘到不少名教师。

新学和旧学确实不同。私塾里学生见了先生就如老鼠见了猫，先生戒尺在手，学生只能言听计从，俯首称是，哪里有个不字！新学堂里，却不是老师的一言堂，学生还可以择师，甚至把他们认为教得不好、口齿迟钝的老师轰下讲台。吴老师在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授课，学生们竟全体退出教室，围在教室窗外观望。吴老师不惊不诧，独自一人在讲台上讲了下去。王伯宜教初中算术挺有名气，在石室中学讲龟兔竞走题，兴之所至，指着下面的学生说你是兔子，你是乌龟，却不料那学生猛然站起，脸红筋胀地说：“我不是乌龟，你才是一个老乌龟！”如此“放肆”，师道尊严都到哪儿去了？不过，胡搅蛮缠的事毕竟是少数，对真正的好老师，他们是尊敬的。

大学教授教中学

那时的中学里有一种今天没有的风气，就是大学教授也乐意到中学兼课。拿石室中学（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校名，如成都府师范学堂、成都府中学堂等，文中统称石室中学）来说，有4位最基本的教师，全都是大学教授：林山腴、赵少咸、祝屺怀、庞石帚。林山腴在清末当过该校监督（校长），是驰名全国的诗人，清癸卯科举人，省图书馆馆长。大学教授、讲师在石室中学的教员里占了不小的比例。另外还有来自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洋教师在石室中学任课。而石室中学的校长，好几位本人就是归国留学生、大学教授。这下子就不难理解何以在那时，一所中学就有那样开放自由的学习空气了。学生们可以向校方推荐教师，四川大学的庞石帚先生就是学生向校方推荐的。校方前去聘请，庞先生推辞了，学生们索性自己派代表前往礼请，庞先生为学生盛情所感动，欣然在任。

大学教授、留学生们带给了中学生什么呢？英文教师宋诚之先生，干脆就把大学英文教材搬来教中学。四川大学教授文百川，在石室中学执教国文，上作文课时学生可以在文章中各抒己见，甚至对命题持异议。有个学生写作文时与先生题意相左，先生批阅时欣然于卷后撰长文与之辩论。一本作文簿，师生二人两篇文章就写满了。祝屺怀讲中国历史，讲授的是自编《国史》讲义，辅导学生自学柳翼谋的《中国文化史》，这是中央大学史学系三年级的教材。何其芳将新文学带上石室讲堂，讲授自编活页文选，开篇就是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新鲜的教材，精辟的讲授，深受学生欢迎。他改变了用文言文作文的陈规，指导学生大胆地用自话作文，还创办了学生文艺刊物。林山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返石室，教授国文与文学史，以讲授经史学为主，学识渊博，教风严谨，学生视之为“泰山北斗”。何邦著，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归国后，在石室中学教了10年代数。他首倡“阅书不禁”的考试方法，试题难而灵活，学生可以翻书解答，有时考前几天即公布试题。他最看中的是智力开发，分数倒在其次。

值得庆幸的是，并不仅仅是石室中学的学生才遇到了这些高层次的甚至堪称“大家”的老师。那时学校是聘任制。学校办得好，薪水给得还可以，或者校长有个人魅力，就可以聘到名师。他们的身影，活跃在成都许多中学的讲台上。

名师带出高徒

名师出高徒。石室中学出了几位可永久引以为骄傲的学生：郭沫若、李劼人、王光祈、周太玄、魏时珍、蒙文通。对于石室中学，周太玄曾感慨系之：“我们关于国学方面的教习都是一时之选，同时也含有人格感化的作用；内中尤以我们同学至今同声感念的校长兼历史教员刘大志（行道）先生为最好。他待我们如子弟，与他相处如家人；赏罚不拘形式，教导注重感化。他是一个抱民族思想的人；在他的庇护下，当时学校中颇能读到许多海外寄来的革命刊物。”李劼人先生对刘先生也深怀敬意，他说，先生“教我以正谊，以勇进；而刘豫波先生，教我以淡泊，以宁静，以爱人。”

同学时，王光祈和李劼人曾经一起在东郊沙河堡菱角堰周太玄家聚会，几位至友谈笑风生之后，相约死后同葬该处。中学毕业后，四川有志青年纷纷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求学，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王光祈和周太玄在北京求学的同时，也在《京华日报》当编辑。那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夜，在成都办报的李劼人聘请王光祈为驻京记者。“五四”运动爆发时，王光祈在北京大学旁听，直接参加了运动，当天晚上便奋笔疾书，将火烧赵家楼的通讯发回成都，他的文字在远处西南边陲的成都青年中引起“火山爆发”般的反响。李劼人在回忆中对挚友称赞不已，说“五四”运动的消息能及时传回成都，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

“五四”后，王光祈、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他们共同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参加了这个有相当影响的社团。发起的动因，是“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后来“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思想分化，歧见纷陈。1919年，周太玄、李劼人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王光祈赴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改学音乐史及音乐理论，以《中国古典歌剧研究》的论文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卓有贡献的音乐家，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使者之一。不幸的是王光祈在德国英年早逝，年仅44岁。早已回到成都的李劼人没有忘记中学时代的约定，设法将挚友的骨灰运回，埋在住处“菱窠”对面，立上墓碑。周太玄成为卓有建树的生物学家，李劼人以《死水微阑》《大波》等小说成为一代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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