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书法艺术的“文化商标”内涵

成就柳公权书法艺术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历史背景

柳公权出生和成长在书法艺术极受社会尊崇，楷书艺术走向巅峰的书法文化鼎盛时期，他不仅能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初唐书法家和颜真卿、张旭、怀素等盛唐时期书法家传世书法经典中获取十分丰富的艺术营养，而且有条件获得王羲之、王献之等晋代书法大师的经典碑帖甚至手迹，从中吸取晋人的书法神韵和艺术精华。这些史实不仅可以从有关“兰亭”记事的一些史料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在《旧唐书》《墨池篇》《艺概》以及米芾、苏轼的诸多书法评论中看到端倪。

另外，柳公权能够踏进书法艺术的辉煌殿堂，还与他的生长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史载，柳公权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他的祖父柳正礼，父亲柳子温均通过科举考试而仕唐为官，他的兄长柳公绰不仅是朝中重臣，而且具有较高的书法造诣（成都武侯祠现仍存有柳公绰的书法碑刻《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其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和优越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柳公权走上书法艺术之路的重要文化基础，这些情况可以从《旧唐书·柳公绰传》《柳氏家训》中寻究到踪迹。

　柳公权走向艺术巅峰的文化路标

崇尚知识，蔑视财富，在传统文化熏陶中形成与众不同的个人文化特质。史载，柳公权幼年好学，“十二能为赋”（《旧唐书·柳公绰传》）。在文化知识涉猎方面，他“博贯经术”、“尤精《左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每说一义，必诵数纸”（《旧唐书·柳公绰传》），注重从儒、释、道等多种文化土壤中吸取知识营养，并在大量书写经书的过程中求得心灵的净化。现藏巴黎的敦煌唐拓中有一卷经书就是柳公权书写的《金刚经》。《旧唐书·柳公权传》中记载了这样的事情，柳公权专心致志于书法艺术且造诣很深，声誉很高，朝中大臣和贵戚均以得馈其书法作品为荣，他为勋臣和贵戚书写碑文得到的馈赠也很多。家中仆人海欧、龙安等人知道柳公权轻视钱物，盗走了大量贵重财物。有一次，柳公权发现存放贵重酒具银杯的藤箱上封条原封未动，箱内器皿却不翼而飞，柳公权了解情况时，海欧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丢的。”他听后只是戏谑了一句：“银杯长翅膀飞了吧！”就不再追究什么。一件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柳公权却坦然一笑释之。也正是这种痴迷书法超然物外的文化人特质，才使得他能够在神圣的艺术殿堂中成就自己的辉煌。

不骄奢，生活环境优越而不图安逸享受；不恃势，出身显贵但却能够放下身架。柳公权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柳子温已任丹州刺史，兄柳公绰亦是朝廷名臣，但他并未仰仗家庭地位而妄自尊大，也没有因为生活环境优越而不思进取。《旧唐书》载，柳公权“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他认为“闻乐令人骄怠”。还有资料记载，柳公权曾在街市跪拜一名失去双手的民间艺人“字画汤”求教书艺。如若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对书法艺术的敬畏之心，是不可能去虔诚地跪拜一位民间残疾艺人的。

志存高远，永不懈怠，为建造书法艺术的辉煌殿堂倾注毕生精力。柳公权在少年时代就特别勤奋，“幼嗜学，十二能为赋”（《旧唐书·柳公权传》），二十四岁时书《河东节度李说碑》（见宋赵明诚《金石录》），三十一岁“进士擢第”，其书艺很早就被穆宗所重视。首次面见唐穆宗时，就得到了欣赏和赞誉：“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旧唐书·柳公权传》）柳公权从不为自己已经取得的书法成就和绝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显赫地位而满足与陶醉，而是继续长期陶醉于前人的书法艺术经典之中，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皇帝而志心不改。六十三岁书《玄秘塔碑》，六十六岁书《神策军碑》，将楷书艺术推向极致。七十岁之后书《太子太傅刘沔碑》《唐普光王寺碑》《高元裕脾》等十多件（有确切年代记载）书法碑刻。八十岁之后仍有《太子太傅魏谟碑》《复东林寺碑》等四件书法碑刻问世。从二十四岁书《河东节度李说碑》到八十七岁书《太子太傅魏谟碑》，历时六十三年，有资料记载的碑刻达107件（有10多件正在考证之中）。这在中国碑刻书法的历史记载中可谓空前绝后。从上述史料中我们可以得知，柳公权的一生是为书法艺术倾注毕生精力的一生。

遵循书法艺术规律，在继承中扬弃；打破前贤已有规矩，在创新中自立。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他是在全面继承前人书法经典的基础上，建造自己的书法艺术大厦的，锺繇、“二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等人的书法经典都曾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旧唐书·柳公权传》载，柳公权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旧唐书·柳公权传》记“公权初学王书，阅尽近代笔法。”刘熙载认为柳公权书体与欧阳询、褚遂良非常贴近，苏东坡认为“柳少师（公权）书本于颜（真卿）”。《旧唐书·柳公权传》还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宣宗召升殿，御前出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文字》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由此可以看出，柳公权对“书圣”王羲之学卫夫人的“笔法”和智永禅师书《千字文》中的“家法”是谙熟于心的。

吴振锋先生在《书法发言》中谈“柳公权及其书法”时说：“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似王书面目。”笔者曾看到过一篇署名柳公权书《兰亭序》楷书碑刻（不能肯定是柳公权的早期作品还是他人临摹柳公权的楷书作品），该碑刻的影印件无论是从字的点、画还是结构来看，都与欧阳询的《九成宫》非常接近。纵观柳公权的诸多书法碑刻。汉、魏晋、初唐及盛唐书法经典的许多艺术元素都蕴含其中。

在继承前人书法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柳公权能够“破开”钟、王、欧、颜等达到大成境界的楷书大家们在点画、结构、形体方面的规矩，创造出了具有“建筑艺术感”的柳体楷书。晚唐释亚栖曾在《论书》中讲到“凡书通则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法书，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东坡题跋》评论柳公权的楷体“本出于颜而能自生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晚唐以后，“颜筋柳骨”成为印记在人们心中的不朽书法艺术话题。

把人之学养与品行作为成就书法艺术的基本要求，在更高精神层面赋于书法艺术的哲学含义。柳公权的著名书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书法理论命题“心正则笔正”。《旧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公权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古今许多书法评论家认为，柳公权面对穆宗皇帝的解答是借机“笔谏”。笔者以为，不排除柳公权借机“笔谏”的可能性，但站在讨论书法艺术的角度来阐释“心正则笔正”的艺术话题，则不能忽视“心”对于“笔”的主观（精神、意识）能动作用，如果把这句一语双关的经典命题只当做笔谏来看，其理解可能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真正的艺术从来都是与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心正则笔正”，既是对学艺者在做人方面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艺术活动的人在心态方面的要求。因为，从本质上说，意识是人的头脑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去除柳公权的“笔谏”含义，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哲学内涵来说明人的思想、品质、学识、修养对书法艺术的影响，阐释人的思想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是比较恰当的。刘熙载在《艺概》中对此讲得更为具体一些：“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如果按照哲学史上曾经有过的“心学”观点和宋陆九渊，明王守仁的“心为宇宙万物来源”说来审视“心”与“艺”的关系，那么，“心”的主观能动性对于书法艺术活动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

柳公权“心正则笔正”之哲学命题，揭示了书法艺术表现形式与书法家内心世界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在当时，针对穆宗的提问具有“一语双关”的作用；在今天，对于诠释书法理论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系中欧文联陕西分会会长、陕西柳范书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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