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李致讲述四爸巴金的故事 巴老捐了多少藏书 他的家人都说不清

百花潭公园里的慧园

“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1942年，回到家乡成都的巴金，提笔给侄子李致写下这四句话。在李致深情回忆巴老的《四爸巴金》一书中的开篇，这四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昨日，著名作家李致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四爸巴金的故事。李致说，巴老有了稿酬就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他一生主张多付出、少索取，这正是天府文化友善公益内涵的生动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巴老的作品创新性地开创了全面反封建的局面，为中国文坛注入了新活力，这种创新精神值得后人代代传承。

双眼井见证了巴老儿时足迹

巴金1904年生于成都，他的故居位于青羊区正通顺街。故居不远处有一口双眼井，在闹市街边并不显眼，井后的石碑告诉过往的人们：这里留存着一段特殊的历史。1987年10月，巴金第五次回到故乡成都，他在寻访故居时，一看到双眼井就激动地说：“只要看到双眼井，我就能找到儿时的足迹。”上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曾筹备重修巴金故居，但最终没开展下去。鲜为人知的是，不重修故居其实是巴老本人的嘱咐。李致回忆说：“四爸一直不赞成重修故居，他在给我的一封来信中专门提到，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

不过，如果要在成都寻找巴金的文化足迹，百花潭公园里的慧园值得一去。这是仿照巴金故居、参照《家》《春》《秋》里的描述重修的一座川西民宅。1987年，慧园主体建筑初步竣工，巴金还特意来看了看，并赠送了许多物品。

稿酬经常拿去帮助困难读者

“人活着，要有益于社会；多付出，少索取。”这是巴老的信念和主张。李致回忆说，除了不赞成为自己重修故居外，巴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没有领取工资、仅靠稿费生活的作家，“他对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不高，有了稿酬常去帮助有困难的读者和亲友，还时常为家属或工作人员匿名捐款。”巴老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一笔基金15万元，就来自于巴老捐赠的稿酬。自那以后，巴老凡得到稿酬、版税或文学奖金，全部都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或希望工程。

巴老嗜书如命，李致告诉记者，巴老的寓所内每个角落几乎都摆着书，买书、藏书成了巴老除创作之外最重要的活动。不过，晚年的巴老却将这些曾耗费他无数精力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赠给有关单位。巴老究竟捐赠了多少藏书，就连他的家人也说不清。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云南省、江苏省的中小学，还有巴老的亲友、读者，都曾收到过他的赠书。巴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多付出、少索取”的信念和主张。

用作品揭露旧社会的腐朽

谈到一个作家的影响，最重要还是看他的作品。巴金研究专家、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应果认为，巴金的作品开创了全面反封建的局面，为中国文坛注入了新活力。在作品《家》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封建家族的缩影，封建主义的面貌、弊端甚至其最终结果，都被这部作品一一写尽。巴老曾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那时，15岁的巴金在家乡和兄弟们一起阅读进步刊物，热烈讨论。为追求光明，巴金离开旧家庭来到上海，又从上海辗转到巴黎，并开始用自己的作品揭露旧社会的腐朽。

巴金的《家》于1931年4月至1932年5月在上海《时报》连载（当时用名《激流》）。在《家》之后，巴老又写作、发表了续篇《春》《秋》，它们前后承续、相互映照，一起被称为“激流三部曲”。家是巴金寄予感情最深沉的地方，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巴老在小说中，对当时正在急剧瓦解中的封建家族做了全面而深入的描画、透视。《激流三部曲》如长卷绘画般宏大、磅礴，而且主要围绕一般人所关心的爱情婚姻问题展开，在当时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李致告诉记者，当年有人在延安做过调查，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受《家》的影响而投身革命的，“希望青年朋友能再读读巴老的书，特别是《家》和《随想录》，从中获取希望和力量。”李致最后寄语青年朋友说。

本报记者 李雪艳 摄影 谢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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