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边有我的童年时光

在四川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些有关成都城墙的档案，其中一份1941年6月郭湘参议员的提案中写到，自民国以来，成都的城墙经过军阀豪强的擅拆与私人盗窃，城墙上的铺面砖石以及墙垛都快没了。加上抗战时为疏散市民开辟逃生通道，又拆掉不少，城墙损毁严重。在1947～1949年的一些档案记载中，还能看到民国四川省政府社会处筹划拆除成都城墙和皇城修建平民住宅的方案。

历史记载，清乾隆年间大规模修缮过成都的城墙。之后，由于成都平原富庶安定，城墙渐渐失去了防御的意义。随着岁月流逝，疏于管理，城墙开始受到自然和人为的侵蚀。但老成都人对于城墙的记忆，却并没有消散。大周末的撰稿人周羽，不但写下了他在城墙下的童年故事，还画了他记忆中的一段城墙。

走上城墙“游百病”

我的童年是在福字街109号院度过的，那时，成都还常常被日本飞机轰炸，每次警报一响，大人们就带着我们往城外跑。从福字街往东跑半里多路就是城墙了。平时，我们这些小孩也常上城墙玩。可以说，对我这样的老成都来说，城墙的记忆是既难忘又亲切的。

在我的记忆中，城墙的砖，单块都很重，成年人抱起来也很吃力。据大人说，这是明代官府下令四川各县供给的，生产和烧结的要求很高，大黑砖质地坚硬，每匹砖还有生产地的县名。

反正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这城墙就没人管，开始是拆城门，后来抗战爆发，为了方便市民跑警报，在城墙多处地方都拆去内外墙砖，开挖出之字形的梯子路，让市民能迅速从城内各处逃出去。 平时城墙上并没有什么人，每年只有年节时分，人才多一点，比如成都的民俗节日“游百病”——在成都，正月十五过完大年，第二天就是“游百病”，其实主要就是到成都的城墙上去走一遭，登高远望，起到一个消灾避祸、祛除不详的祈福作用。成都竹枝词有诗：说游百病免生疮，带崽拖娃更着忙。过了大年刚十六，大家邀约上城墙。

当时成都市区的房子，都比较低矮，登上城墙基本上大半个成都的房屋都能尽收眼底。城墙下是波光粼粼的府河水，城外远近的竹林盘像盆景一样摆放在翠绿麦苗的田野中，走走停停、心旷神怡。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这一天总是艳阳高照，和风习习，大人小孩都喜气洋洋。熙攘的人群中，五香瓜子和担担面是最抢手的，最热闹的则要算转糖饼，那时转糖饼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延续到现在的转竹箭头；还有一种是摸赵字，一个精细的小竹篓留一个可伸手进入的小口子，手伸进去摸一个竹牌出来。百家姓里赵字为首，摸到有赵字的竹牌，就能得到最大的糖龙。

也许是摸赵字难度太大，大家更爱转竹箭头。这一天的糖饼摊都围满了人，如果听到“唉”的声音，那肯定没转到糖龙，只得一个小糖饼，如果听到欢呼声，那多半有人转到了糖龙，这时摊主会笑着站起来，取下草把上的糖龙，双手递上并恭贺：祝你新年运气好！一分钱得一条糖龙，当然令人兴奋。成都民间有一句掌故，叫“输赢都有糖吃”，恐怕就是从转糖饼这里出来的。

我也曾挖过城墙土

因为没人管理城墙，大家都打城墙的主意。小的时候，我就干过挖城墙的事。记得是1947年的初春，哥哥、姐姐带着我去挖城墙土到院子里种丝瓜。我的任务就是带一把小锄头，他们两个带一根小扁担和两个簸箕，地点就在新东门城墙断头处（这个地方是为方便大家出城，于是把城墙挖了一个缺口）。我们装满墙土，运到院子后门整理成种瓜用的土堆，种子则是从大人洗碗的丝瓜布里抖出来的。下种、浇水，第四天早上，我见到了破土而出的丝瓜秧苗！

享受着第一次种瓜的乐趣，此后，每天早上，我都要看丝瓜秧苗又长了多少。想不到，没有适用肥料，就靠着这些城墙土，长出的茎和叶都很粗壮。第一次摘下几根丝瓜时，哥哥和姐姐先刮去青皮，切成片状倒入已经煮沸的番茄蛋汤里。饭桌上，我们享受着自种瓜果的乐趣，味道特别的鲜美。

自从城墙在多个地段挖开大缺口之后，城墙的砖和土，就任由市民利用，并无人过问。以我家为例，家里的墙壁破损，就请来泥水匠，在城墙缺口处挖些墙土回来补起。同样的，也可以用城墙土来修补灶台，我们院子里有12家人，修补墙角、灶台，都去挖过城墙土。

而城墙砖在我童年时期就不容易找到了。在各段城墙挖缺口时，最高处的城垛砖，被众人各取所需，搬回去作各种用途了。特别是顺城墙一线或就近处，挖取城墙砖的更多。我家灶台火口处上下方都是用的城墙砖，家里的三架大床，也是用城墙砖垫脚，大小两个水缸，也是用墙砖垫底。

抗战胜利后，从老东门到新东门的一段城墙上，还修过几间茅屋，所用的土石，自然也就地取材了。那时候，大家不懂得保护城墙，令人惋惜啊。（文/周羽）

消逝的城墙 远去的记忆

在成都，城墙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渐行渐远的龙门阵。

成都城墙的墙砖，从清末就开始大量流失。尤其是抗战开缺口之后，很多墙砖渐渐流失殆尽，城墙的缺口处，很多都成了土坡。城墙虽破，但是位置好，所以那时候，在这些土坡上，热闹的时候，能看到卖打药的、翻筋斗的、耍猴戏的、划甘蔗的、逮猫儿的、转糖饼儿的。

老城墙上卖艺的人群中，不少人曾是满族贵族的家丁。清代，满族贵族家里都养有武艺高强的保镖和家丁。民国以来，虽然优待满人，但仅仅是有口饭吃，大量的家丁失业了。这些不会生产、但有一技之长的家丁于是四处游荡，自谋生路。他们开始在城隍庙等地扯起摊子卖艺，城隍庙拆除之后，他们又将“阵地”转移到了破落的城墙之上。

在老成都的记忆里，清代尚武，那时候“打金章”的，多是满人的家丁。他们有真武功，英雄末路，就在城墙土坡上扯个圈圈，围个堆堆，拿起个玻璃瓶子，撒几个包包的“打药”，开始表演拍穿玻璃瓶。一声大喝，手起掌落，玻璃瓶底应声而脱，赢得一阵喝彩和几包打药的成交。

因为人多起来了，一些简易的小吃也在这里蓬勃兴起，最常见的是夹了大头菜丝丝的小锅盔。小贩拎个竹编的兜兜，把盖子翻过来，摆上几个锅盔，旁边摆上几个小碗，碗里盛上点酱油，口味重的食客可以拿锅盔蘸一点酱油。

在城墙上游走的小贩，不乏卖纸烟的。那时候的纸烟，不仅可以按支卖，甚至可以两个人约好了合买一支。卖烟的小贩会帮你用木炭或者铅笔在纸烟上做个记号，点燃了给两个买主，一人抽一半，相当公平。那时候，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城墙的土坡上撵来撵去，都是常见的儿童娱乐方式。这大概已经成为老成都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岁月带给城墙的，更多的是时光的冲刷。据说是因为成都西门的雨水明显多于东门，因此西门的城墙被侵蚀得更加厉害。但人的因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城墙和城墙砖历来被附近的居民“充分利用”。住在城墙根的平民或者流浪汉，都会挨着城墙搭起窝棚，成都人叫“偏偏儿”，以此开疆僻壤。

因为城墙并非里外都是墙砖。通常是外层用墙砖，里面填充泥土。时间长了，城墙砖被附近居民“为我所用”，里面的泥土坍塌形成土坡。

土坡也有土坡的价值，土可以打砖、扎河堤、种菜，甚至后来在城墙边上建起了砖厂。当地没落的贵族子弟，还有人累死在砖厂的故事。更多的土坡，则成了当地居民开荒种地的“自家后山坡”。（文/吴志维）

联合出品

四川省档案馆

成都商报社

本期档案解读：

何波 米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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