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友好型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西部金融中心与建成“西部硅谷”都是成都的重要发展战略，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必然相互兼容或相互促进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属于多此一问，根本称不上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毕竟，小平同志讲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指出：银行家的职能在于甄别和筛选具有潜力的企业家并为其提供资本支持。在熊彼特的语境里，企业家的天职就是实现创新。经典的金融发展理论也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甚至可以是因果关系。

理论与现实存在反差 金融中心不一定是创新中心

由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推论便是金融有利于技术创新。因此，作为金融机构、金融要素、金融人才或金融家的集聚之地，作为金融创新的活跃之地，金融中心与非金融中心相比，具有更强的企业家筛选效率和资本支撑能力，有利于推动生产性创新，从而使该区域更可能成为创新中心。可见，理论上而言，金融中心与创新中心是可以兼容的。

不过，现实似乎提供了另一番情景！浏览一下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的分布情况，便可以发现，两者通常并不是相互重叠的。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一般都不是最主要的创新中心，最主要的创新中心也一般不是最主要的金融中心。比如，美国的金融中心在纽约，但创新中心却在硅谷；英国的金融中心在伦敦，但创新中心却在剑桥地区；日本的金融中心在东京，但创新中心却在筑波；德国的金融中心在法兰克福，但创新中心却在慕尼黑。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金融中心在上海，但创新中心却在深圳。从产业层面看，2016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8307.99亿元，增长1.5%，既低于12.8%的金融业增加值增速，也低于上海市6.8%的GDP增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3.9%。2016年，深圳全市生产总值超过1.93万亿元，同比增长9%，新兴产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53%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0%以上。从企业层面看，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云集的上海很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而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稀缺的深圳却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如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等等。

三种作用机制导致

金融中心与创新中心难以兼容

我们可以从产业集群理论中得到启发。在众多的产业集群理论中，新产业区理论是有一种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决定一个经济体、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是否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绩效高低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多寡与质量高低，而是是否具备与发挥人力资本潜力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环境因素。

遵循这一理论，对于金融中心与创新中心难以兼容的一个假设性解释便是：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与发挥人力资本潜力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环境因素存在较大差异。随着金融集聚程度的增加，金融中心地位的巩固，以及金融在该区域影响力的增强，该区域的文化氛围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不再适合于创新型企业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一个直观的例子是金融业从业者的着装和言谈一般都很专业和正式，而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则相对自由随意。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金融化理论中得到启示。所谓金融化，就是指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重要性的增加，具体体现为金融业占GDP比重，金融业利润占全社会利润比重和金融从业者占全社会从业人数比重等指标的数值的增加。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经济金融化对创新、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的文献越来越多。之所以产生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作用机制，这三种作用机制都会导致金融中心与创新中心难以兼容。

一是“虹吸效应”。金融业利润（率）及金融从业者收入的增加使金融业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会吸附过多的创新要素，如人才、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以我国为例，2016年北大毕业生中，有26.44%的人就职于金融业；清华大学理科毕业生中，有18.8%的人就职于金融业，而2016年金融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不到4%。在这种情况下，优质创新要素将被过多地吸附至金融业，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因缺乏创新要素而难以发展。

二是公司金融机制。公司行为受金融市场的影响而过度关注短期财务效益，忽略了会影响短期财务收益但却具有长期战略价值的创新投入，使得创新投入不足。《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名为“华尔街权力的代价”谈到，波音公司因波音787飞机的大幅成本超支和电池起火事件而颇受诟病，其原因就在于受华尔街的影响，波音公司因过度关注净资产收益率而过度外包，抛弃了原来的“工程驱动文化”，减少了必要的研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型企业因创新动力被腐蚀而难以发展。

三是利益集团机制。金融的过分强大使金融业有足够动力和能力去游说政策制定者制定符合金融业的利益。英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强大的金融家阶层推动英国长期实施了有利于金融业的强势英镑政策，而英镑汇率的高估对该国制造业的发展则很不利，从而导致英国实体经济相对于德国和法国的衰落。在这种情况下，高新技术产业可能因政策环境不适宜而难以发展。

让科技与金融相得益彰

建设创新友好型西部金融中心

那么，金融中心与创新中心是否必然不兼容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前文提到的例子中，硅谷和深圳也属于金融中心。其中，硅谷是美国的创业投资中心；深圳也是我国的金融中心之一，创业投资活跃且有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那么，为什么硅谷和深圳却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创新中心呢？

一种解释是金融中心的异质性，换言之，此金融中心非彼金融中心。除了规模上的差异外，硅谷和深圳与纽约和上海的本质差异就在于前者是科技金融中心，创业投资异常活跃。科技金融是创新友好型金融，对创新的影响与新产业区理论和金融化理论所显示的机制恰好相反。

首先，创业投资中心所需要的文化氛围是自由、轻松的氛围，创业投资机构的组织层级也较传统金融机构更扁平化，这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所需要的文化氛围和组织结构是一致的。

其次，创业投资即便吸附了大量资本和人才，它也会再次配置到创新型企业中去，甚至还可以发挥“乘数效应”，比如创业投资家作为高管可多次被派驻到不同的创新型企业中去。

再次，创业投资作为长期的战略投资者，与创新型企业的长期收益更为一致，有利于抵制企业的短期行为。最后，创业投资机构与创新型企业的利益高度一致，若创业投资机构对政府政策有影响力，便会促使有益于高新技术产业或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策出台。

行文至此，结论已现。那就是，要实现西部金融中心和“西部硅谷”的战略目标，就需要以科技金融为内核来建设一个创新友好型的西部金融中心，使科技与金融相得益彰，将成都打造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的创新高地。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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