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利如今春节城里人越来越感慨没有了过年的气氛似乎

□ 杨嘉利

如今春节，城里人越来越感慨没有了过年的气氛，似乎只是一次家庭聚会，各家各户几乎全都关上门自娱自乐，完全没有了儿时记忆里大人小孩走出家门，去街上和左邻右舍放鞭炮、舞龙灯的热闹。

于是，如今城里人要想再过上传统的春节，唯一的办法是逃离城市，至少需要逃离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去乡下，或去一座小县城或许还能找寻到儿时关于春节的记忆。

朋友姜明就是这样，尽管已扎根成都很多年，女儿也快在这座城市上中学了，但他却很少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过春节，他会在除夕的一大早携妻子女儿踏上返回老家的路。他说，只有回到老家乡下，在那个没有了莺歌燕舞和霓虹闪烁的村落里，才能够找寻到过年时心灵上应该拥有的安宁和慰藉。

姜明的话我深信不疑。

交往二十多年，当年的毛头小伙，转眼已是人到中年，可每次和他相聚聊天，他身上的书卷气总是扑面而来，让我感到他还是如同二十多年前一样，保持着孩子般纯真的心灵。

认识姜明时，我还是一个整天做着诗人梦的热血青年。说来我也是个犟脾气，那几年除了在成都本地的报纸上发表几首诗外，投给外地的诗稿几乎一首也没发表，但我仍不死心，还是不停地写。只是，我后来琢磨出了点门道，既然外地的报刊不容易发表，何不多给成都的报刊投稿呢。

上世纪90年代，成都的报刊多如牛毛，多数又都办有文学副刊，我便一家家跑去送稿，渐渐认识了不少做编辑的朋友，其中便有姜明。

和姜明初次相识，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文质彬彬，而是他那张很年轻的脸！

我一直认为，做编辑的大抵应该是阅历丰富的中年人了，可姜明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和我一样还是个毛头小伙，却能在一家日报做副刊编辑，我不由既羡慕又伤感。老实说，我不是个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小时候，父母常对两个姐姐说，弟弟身体不好，往后长大就要靠你们挣钱养活他呀。这样的话，我很不爱听，只要听父母这样说，我便会大声打断他们的话，说我往后不会让姐姐供养，我要自己挣钱。

这样的性格便让我在写作的道路上坚持了多年。可见到姜明，他的年轻竟让我暗暗有了伤感，也让我第一次对命运的不公生出了怨言。我若拥有健康的身体，而不是一个说话不清、走路颠簸的残疾人，说不定也能像姜明一样去报社做了编辑。

事实上，我的残疾，或者说我在人生中的困境，和姜明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可以像接待其他投稿者一样接待我。但他为我搬来了一把椅子、冲了一杯茶水，和我聊了起来。

如果我眼前是位中年人，姜明这样做，我不会有太多诧异。可他很年轻，能够耐住性子听我含混不清地说话，至少我是第一次遇上。我至今还很怀疑他当时是不是真听清楚了我说的话。

然而，这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和我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中午时还把我带到他在光华村乡下租的房子里，买来卤菜、拌菜招待我。我便知道这是个值得相交一生的人。我不喝酒，但那天，我和姜明还有位叫王旭的年轻诗人，就在农家小院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出租房里以茶代酒，边喝边聊，好不开心。

如今，转眼已是二十多年过去，这么多年来，不管他的工作岗位如何变化，可他始终关注着我，并力所能及地帮助我，让我时刻感受着一份友情的温度。

年前，知道他春节一定又要回乡下，我便在一天上午去了他的办公室。在这间属于总编辑的办公室里，当他把我让到沙发上坐下，倒了一杯热水递给我，又将他的座椅拉到我的对面坐下来和我慢慢聊天时，那样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和姜明初次相识时的情形。只是让我感慨的是，当年的热血沸腾、激情澎湃，已隐藏在了丝丝白发中。是呀，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沉淀下了彼此的友情，二十多年的相交宛如一首清新的小诗，润泽心田。

因为节前工作忙，姜明没像往常一样留我吃饭。可刚离开报社，我便收到一条他发来的短信，说“我刚买了点米和油，明天托人给你送去，你把住址发给我吧”。

我愣了半天，当明白了姜明要做什么，便立即回复说“不用”。可他很快又发来短信说，东西已经买了，若不收下就扔掉。不等我把要回复的短信写完，姜明又发来了一条：“你要不收下，我们就绝交！”

四十多岁的人了，性情依然这样率真，这就是姜明。我被他短信中如同孩子般的话语逗笑了。并由此明白，买来米油送我，不是因为我的生活落魄到了需要接济的地步，而是他在新一年即将到来时，为我送上一份最真诚也最实在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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