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天公不语对枯棋 颠覆你印象的晚清人物

晚清是中国历史中最让国人感到屈辱的一个时期，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这又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时期：中国人面临着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变局，外敌入侵频繁，不停地签订和约……这是一个困局，后人看来路线图清晰，但在当时，哪怕是精英，仍然无能为力。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体验？

知名历史学家姜鸣着迷于这个话题已经超过20年。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就开始频繁利用出差到北京的机会，去那些胡同深处寻访历史的遗迹，李鸿章、翁同龢、康有为……这些大人物当年的踪影，以及最终《秋风宝剑孤臣泪》和《天公不语对枯棋》这两本书，就是他20多年来追索的结晶。

昨天下午3点，姜鸣来到成都，在凯德天府4楼的言几又书店与热心读者们进行交流。和书名里透露出的悲哀气息不同，这两本书对晚清大人物的追索，足以颠覆你对晚清的刻板印象。

康有为并没有“公车上书”

据姜鸣考证，这是一个大大的谎言——在康有为写下那篇万言书之前，清朝各地的官员都纷纷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先后有数百人向朝廷表达了反对意见。而且据作者实地测量，松筠庵的小院子根本容不下一千多人聚会。

北京的松筠庵是一个四合院，如今已经破败不堪。在明朝时这里是名臣杨继盛的宅子，到了清朝，这处庭院得到修缮，成为聚会的好去处。戊戌变法前的康有为就住在这里，和很多关心天下的举人们一起，常喝酒聊天。

历史中的“公车上书”记录，来自康有为写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大意是这样：康有为获悉《马关条约》的消息后，邀约一千二百余名举人到松筠庵集会，商定联名上书。与会者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了名。5月2日，各省举人排着长队到督察院呈递，而督察院借口皇帝已经在合约上盖玺而拒绝接收。但上书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提出维新改良的纲领，在全国流传。

但据姜鸣考证，这是一个大大的谎言——在康有为写下那篇万言书之前，清朝各地的官员都纷纷上书反对《马关条约》，先后有数百人向朝廷表达了反对意见。而且据作者实地测量，松筠庵的小院子根本容不下一千多人聚会。

“万言书”在上海以小册子出版，附上了支持上书的举人名单，不过六七百人，这些人有可能是松筠庵聚会签到的名单，是否签在了万言书的原件上也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根本没有把万言书呈递给督察院。不同的资料都证实，5月2日的集会，到会的举人们大多认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最后放弃了上书这个想法。

姜鸣认为，“公车上书”是康有为自己编的一个故事。真相是，康有为写了万言书后，很快到上海找人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在报纸上刊登了几次新书广告，他渴望产生影响力，并且也确实产生了影响力，这个倒是真的。姜鸣对康有为“公车上书”的证伪，获得了国内几位历史学家的肯定，是对戊戌变法研究的一个贡献。

康有为虽然在这件事上造了假，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历史地位，甚至是另一种肯定：他懂得宣传的重要，懂得运作，能够为事情提供几种方案。这些都是“现代政治家”的特点，这说明，康有为与传统的忠于皇帝的士人已经有根本的不同，这就是晚清精英的“新意”。

修一条铁路原来是那么难

中国在不久前击败日本公司，获得了印尼高铁项目，同时也在和美国、欧洲商谈高铁项目的可行性。这真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在晚清，要修一条铁路有多么多么困难。

李鸿章最初是反对修建铁路的。1865年，各国公使都劝清政府赶紧修铁路，当时的总理衙门对此婉拒，认为铁路、电报这些东西，都是方便洋人的，而

对中国人无用。总理衙门给地方大员们写信，要求他们对外国人亮出反对态度。当时任安徽巡抚的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回信，称“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他和别的官员一样，对铁路并不感冒。他们反对修建铁路的理由是，修建铁路主要是洋人自己方便，对中国没有好处只是伤害，比如毁坏田地等等。

这一年，清政府把英国在上海修建的吴淞铁路（一段短程商业线路）收回，但是却并不运营，而是把铁轨拆掉，运到台湾，最后都生锈了。

随着对现代工业的逐步了解，李鸿章渐渐改变了想法。1872年10月，在写给丁日昌的信中，他第一次表露了支持修建铁路的想法。但他不知道的是，两天后，日本连接东京与横滨的京滨铁路就正式运营了。此前的试运营中，21岁的明治天皇试乘火车，对铁路这种现代化交通设施印象深刻。

但对李鸿章而言，他的铁路梦才刚刚开始，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说服统治者和同僚，这种说服的难度，甚至比修建铁路本身还要大得多。1880年，清政府和俄国的关系因为伊利趋于紧张，甚至到开战的地步，淮军老将刘铭传奉旨觐见，结果他没有谈俄国，而是呈上了《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这是一篇雄文，而幕后推手正是他的老上司李鸿章。

这里还要说到另一位名臣翁同龢，驻英公使郭嵩焘主张全中国遍修铁路，遭到了翁同龢的无情驳斥。翁同龢作为帝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很多观点上，他都与李鸿章相左，坚持守旧，成为李鸿章洋务事业的一大掣肘。但是如果你再读姜鸣研读翁同龢日记的《字里行间的细节》，你就会发现，翁的思想也有一条从保守到开放的脉络，最后成为戊戌变法的支持者。

大闸蟹是高级的社交手段

翁李二人斗法，如今读来让人觉得太可惜，这两个都热爱阳澄湖大闸蟹的南方人，如能团结一致，是否会改变历史？

李鸿章特别爱吃大闸蟹，他的女婿张佩纶（张爱玲的爷爷）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在北京李府吃大闸蟹和黄酒的快事。李鸿章的螃蟹从哪里来的呢？姜鸣从李鸿章的书信中找到了答案。光绪初年，他在给上海道台刘瑞芬的两封信中都提到了买螃蟹的事，“芜湖、扬州一代圩蟹绝佳，向颇嗜之，沪上能觅得否？九十月团尖脐肥美，望采购二三千只，分批搭交轮船寄津……”

刘瑞芬给他寄了一千只，但是有一部分中途死掉了，李鸿章又给他写信，要他再买一些，信中还探讨了如何运输螃蟹才能“全活”，真是够上心的。

很明显，李鸿章所购买的螃蟹，并不是他自己独享。晚清，在北京做官的江浙人非常多，这些人大多是“大闸蟹爱好者”，比如翁同龢，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闸蟹朋友圈”。李鸿章买的螃蟹，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送礼，大家联络感情。在晚年给儿子李经方的信中，他还教他如何送礼，“凡与我交情亲密者不妨先拜，泛泛者应少应酬，无益而且恐有损。”

当时“中医”还不是流行词

1887年冬，李鸿章口腔溃疡，牙也出了问题，他请了外国医生为其拔牙。他在给张佩纶的信中说：“舌本偶有肿处，服洋医药已痊愈，华医谓心脾之热，西医云由破齿锯牙啮损，迫拔去残牙即无患。”这段话告诉我们，在1887年，其实还没有“中医”这个词，或者这个词还并不流行，李鸿章用的是“华医”。等到鲁迅写下“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时，“中医”已是流行词汇了，前后不过几十年的时间，正是西医征服中国精英的过程。

李鸿章当时已经能把中医西医等同看待，哪一种有效，就采用之。在李鸿章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治病的也是外国医生，他还赞助外国医生在天津开诊所。在李鸿章的时代，西医在很多人心目中还是一种“妖术”，但他已经能坦然接受西医治疗，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思想很先进。

有证据表明，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京爆发了一场疟疾，夺取了很多人的生命。掌管大清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给国内写信抱怨说：“如果我必须在这里再过一个冬天，我想请您前来北京住上半年，让您沾沾这里的尘埃，并且呼吸呼吸使馆的空气。”这个冬天很暖和，也正因为此，疟疾才得到传播。不过，在当时的文献中，并没有使用疟疾这个词，更多是“瘟”和“冬瘟”，有些官员也倒下了，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

12月7日，张佩纶“忽觉疲不支，饭后洗漱即枕，后胃气郁勃，起于腹中……五夜不能合目。”李鸿章建议他看西医，服用金鸡纳霜，张佩纶连续服药，到29日热退病清，身体康复。金鸡纳霜是从原产于秘鲁的金鸡纳树皮研磨出来的粉末，经传教士发现，带往欧洲并流传世界各地，是当时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他给病人服用这种药的事情。（浦顿）

结/语

晚清就是这样的时期，新旧交替，李鸿章身上的“新”可能大于翁同龢，但是又可能小于康有为。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了改变当时的困局，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晚清的政局已经是一盘“枯棋”，作为棋盘上的棋子，只能是苦苦挣扎。我们今天读这些故事，可以看出中国这个古老国度要走向现代是多么不易，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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