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新塘沽 永利化工抗战入川记（六）

永利化工抗战入川记（六） 1944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就“十厂计划”给范旭东的信函。

1944年8月，范旭东夫妇在重庆寓所。

新塘沽石碑。

永利川厂局部。

□龚静染 文/图

1946年后，永利的状况越来越艰难，特别是从内战开始后，交通阻塞，销售停滞，资金断裂，让永利濒于倒闭的境地。如何才能挽救永利？1950年5月16日，侯德榜曾在给重工业部部长何工的信中写道：“永利今日流动资金业已赔光，只有存货与继续生产而无法出售，又无周转资金，使其不倒闭、不停工殆不可能。现情势万分严重，两厂职工因为工薪无着，枵腹从公，已在叫嚣，包围索欠，所欠银行各债，亦已届无可再展，而供给我原料、燃料各公司，自月初起，即已临门坐索，不予立决，势即关门。”

永利成为了一个危重病人，“急需动用手术，藉以保全生命。”

天津永利情况如此严峻，远在川南的五通桥川厂情况如何呢？实际上，永利复员天津后，五通桥新塘沽陷入了困境。

壹

冰心弟弟谢为杰

返回五通桥效力﹃新塘沽﹄

1947年5月的金城银行（永利股东）第五次董监联席会上，侯德榜就谈到了五通桥新塘沽的困境：“川厂自战事停止后，以川中工业多已东迁，碱之用途顿减，不得已于去年年终停顿，惟鼎锅山煤矿则继续开采，但亦因井盐难与海盐竞销，灶户停业者甚多，煤之销路更受影响，至发电厂、铁工厂、翻砂厂虽未停工，然亦不过小规模工作而已。”

永利高层对经营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新塘沽”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在抗战时期，它几乎是永利全部的希望。但现实处境却让人困惑，那么大一块地方，虽然人员经过紧缩和裁撤，但仍然留有800多工人在那里，如果让其自生自灭，那无异于否定了永利抗战中全部成果。实际上，在1951年1月重工业部调查完成的《永利化学公司调查报告》中就是这样认为的：“抗战初期，永利退入后方经营川厂，其资金则系四联总处贷予一千万元，并以其中大部分结为美汇，永利在四川建厂及抗战八年间之员工维持悉靠斯项贷款，在币值跌落以后，仍按金额还钱，自然取巧不少。”这段话实际就否定了“新塘沽”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

所以，在范旭东的“十厂计划”中是考虑到了这点的，其中“五通桥深井与新法硝酸肥料厂”就是为新塘沽的未来发展而设计的，“新塘沽”不能放弃，它仍然是华西化工的希望。关于深井，永利从1939年开始就一直在五通桥寻找，并于1942年凿出第一口深井，而且在1946年都还在聘请国外的井师来继续协助开凿第二口。当时著名作家冰心的弟弟谢为杰曾当过永利川厂的技师长，他跟着复员大队人马也回到了天津，但因为深井工作他又被范旭东派回了五通桥，任永利川厂厂长。在1946年9月30日召开的永利碱厂第六次厂务会议上，主持人佟绩唐就重申了谢为杰回五通桥的意义，就是为了“新塘沽”继续发展：“侯先生电内所称，请谢为杰先生回四川工作，因井师哈蒙君不久即来中国，须赶急预备深井机件，俾哈君到后即可开始工作，由此可知侯先生并不放弃建设永利川厂，也就是不放弃建设华西化工的中心。”

贰

尽管第一口井发现了石油

深井工程仍被搁浅

1948年，永利川厂第二口深井还在等国外的器材，处于半停顿状态中，第一口深井却发现了石油。这本来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但因为永利总部感到时局不定，在等待“划时代的演进”，而让继续开发的信心和热情变为了漫长的等待。不过，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永利的深井工作并没有完全停止，李承干在给侯德榜的信中就说道：“公司素不计利益，如五通桥之深井公司已花美金四五十万元去研究，乃为其他私人公司所不为者，而我公司为之，是其明证也。”

但深井工程一直磕磕碰碰，难有推进，川厂一直等不来器材设备。尴尬也在这里，按照范旭东先生的遗志，新塘沽是不能放弃的，它让永利在抗战中保存了实力，为中国化学工业留下了火苗，功莫大焉。侯德榜也非常重视新塘沽，永利的创业史中少不了五通桥这一章，而它也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章。但事与愿违，深井工程对外国设备的依赖性太大，所有先进器材几乎都得从国外进口。本来永利向美国银行的贷款已经办好，按合同在发放，永利拿到钱后也抢在1948年购买设备。但到1949年后，已买的部分抢运回国，但未运的如深井钻杆、管子等全部滞留美国。后来，由于运回国的设备配件不齐，不能使用，只好折价转让给了中国石油公司，深井工程从此搁浅。

1948年到1950年，这是永利川厂最为困难的时期。远离总部千里之遥，生产销售一落千丈，信息隔绝，也基本无外援，犹如被遗弃的孤儿，这同当年热火朝天的建设生产场面有天壤之别。1949年，永利川厂竟然与总部失去了联络，在1949年2月12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三届董监联席会上，就说“该处与总处隔绝已久，现时消息不通，情况不明，无从报告。”1950年2月，永利派范鸿畴到五通桥了解情况，他去之后才知道川厂与总部失去联系达8个月之久，工厂困难重重，基本陷于停产，留守员工生活艰苦，欠薪未发，新塘沽实际变为了一个孤岛。

怎么办呢？在1951年6月19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五届董监联席会上，就提出了在五通桥利用永利川厂原有设备改建硝酸铔厂，因为这样可以解决西南肥料困难的问题，政府比较支持。实际上永利此时已经决定与政府搞公私合营，1952年1月，永利总管理处由天津迁到北京，并与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签订公私合营协议。6月23日，成立合营委员会，川厂由董新山担任厂长。

公私合营后，川厂决定改建硝酸铔厂，计划投资1700亿元，分三年期，第一期投资163亿元。从1951年9月到12月，政府给永利川厂拨付了108亿的款，用于硝酸铔厂前期的修建和调查、设计等费用，其中50亿是用于永利南京铔厂（宁厂）多余的机器搬往五通桥的运输费。而此时的川厂由于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仿佛又重新恢复了活力，凡是国内能够做的设备就交国内定做，而无法做的便开始向国外订购，前期工作逐步开展。在1952年7月19日召开的永利第十九届董监联席会上，硝酸铔厂的建厂计划放在了1954年，后来因为国外设备拖延改为了1956年，但“新塘沽”的故事仍然在延续。

我们再来说说黄海化学研究社的情况。离开五通桥后，1949年10月，黄海全体职员在几经周折之后迁入北京芳嘉园，不久将所有人马、财产全部归入中国科学院，后来经过调整，重新划归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改名化学工业综合试验所。黄海的人才和技术成为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初期的底子，但可惜的是黄海社社长孙学悟于1952年6月因患胃癌去世，不可不谓一大损失。

叁

人员疏散厂房空置

永利告别﹃新塘沽﹄时代

1953年1月，“新塘沽”的冬天格外灰冷，枯草遍野，这里已经很久没有生产了。就在这时，永利决定将川厂原有基建暂停进行，重新调查研究、勘察新厂址。这是因为永利董事会认为“原址地点偏僻，交通不便，原料供应、成品运输均欠适宜。”而这时的永利川厂基本处于停工状态，与在株洲拟建的湘厂情况差不多，“川湘两厂现在一则停顿，一则建设未成，成为两个消费机关，其每月开支约4亿元，亦属营业上之负担，应予处理或利用。”（《永利化学公司调查报告》）

一年后，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的永利董监联席会上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原定在五通桥新塘沽改建的硝酸铔厂改在四川巴县西彭乡建设，而原来的“新塘沽”永利川厂改为留守处。当时厂里还有职工800多人，“大部分组织学习技术、文化，为新厂建设准备力量，其余除行政人员外，一小部分进行农场生产。”而永利川厂留下的全部房屋、部分深井及附属设备都无偿交给五通桥盐务局定期使用两年。实际上从这时开始，“新塘沽”就已经不存在了。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同意范旭东的堂弟范鸿畴辞去永利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回家安心调养，当时他的年龄仅仅53岁。

1955年1月1日，永利、久大合并。1955年12月27日，公私合营后的永利久大第一届董事会召开，选举了新的董事长，讨论了新的公司章程。

1954年，准备在巴县西彭乡兴建的新川厂迁到了成都东郊；1955年，又由成都东郊迁回西彭乡，转了一圈；这样一折腾就到了1956年，也才有了最终的方案，拟组建四川化工厂并迁往四川金堂，后改为四川肥料厂，虽然永利也有不少高级技术人员参与援助了这个项目，但这已经同“新塘沽”没有太大关系了。

也就在这年，在五通桥的永利川厂留守处宣告结束，人员疏散，厂房空置，昔日繁忙的生产场面再也不见，临江的永利码头冷冷清清……永利彻底告别了“新塘沽”时代，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中，这里又重新成为了一片荒芜之地。

新闻推荐

依托科技手段创新管理模式金堂治理扬尘“更精准”

3月初，一辆龙泉驿区建筑垃圾运输公司的运渣车，在金堂县域内乱倾倒渣土，所属运输公司被罚款5万元。这是金堂县扬尘污染治理春...

金堂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金堂县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