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盲流”到新市民 用奋斗书写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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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盲流”到新市民用奋斗书写青春

“春潮奔涌车声隆,百万民工闯广东。肩担手提行色急,城乡阻隔路始通。”走进金堂县农民工博物馆,这首小诗映入眼帘。磨出窟窿的编织袋、皱巴巴的火车票,还有那一封封被泪水浸湿过的泛黄家书,无声诉说着农民工们的奋斗史。

50名金堂姑娘第一次离家,兴奋之余带着一些悲壮。“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有些姐妹刚到东莞就想回家了。”

车间从早上7点半到夜里11点都灯火通明,王红琼被分配到做包的车间,是姐妹中最拼命的一个。月底第一次领工资,最少的领到8元,而她领到了50元“巨款”。

在闯广东的潮流中,王红琼和她的姐妹们是幸运的。在很长时间里,农民工身份尴尬,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办不了暂住证,会被当成“盲流”收容,甚至罚款。

来自金堂的孙志成1991年刚到东莞找工作时,为躲避查暂住证不得不住进“青山旅馆”——山为旅馆、天为被、地为床。同样来自金堂县的谷宇,在东莞经历了在烈日下晒太阳、做俯卧撑比赛等,因为上百人中坚持到最后的几个,才能被录用。

“既然出来了,不闯出个名堂绝不能回去!”这是亿万农民工的决心、雄心和信心。

即便在最闷热难熬的夏天,王红琼也没日没夜地加班。“天气热,屁股都坐烂了,麻木了都不知道疼。”

厂里常播放《粉红色的回忆》,如今每每回忆过去,王红琼的耳畔就响起它的旋律。

在她展示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中,随着时间推移,姑娘们从羞怯变得自信。“最重要的是,改变了观念,让我们有了积极上进的努力方向。”

到1998年,竹篙镇外出务工人数达到3.8万人,接近全镇总人口的八成,通过邮局汇回的资金总额高达1亿元。

1999年,金堂县劳务输出达到高峰,达到18万人。其中在厚街镇高达3万余人,厚街镇一度被外界称为“小金堂”。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表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农民工仍然是改革开放前沿建设的主力军。201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8亿多人。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广东的外省籍务工人员保持1600万人左右,其中四川籍的常年保持在450万左右。千万农民工与勤劳务实的广东人一起创造了“广东奇迹”共同建设大珠三角城市群。

石萍是至今仍留在厚街的金堂女工之一。这些年她所在的厂老板换了三任,但她作为骨干,一直备受赏识。这些年她赚钱买房、买车,供养孩子读书,还接来自己的双亲,从“外来妹”变成主人翁。

“金雁”归来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阶段。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大批人群靠知识和技能,成为新兴产业工人和新市民的主力军；另一方面,一批批农民工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返乡创业,成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在“华蓥山游击队”闻名的四川广安华蓥市,从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新兴产业新城,背后凝聚着返乡创业者们的心血。1993年,高考落榜的李双林到东莞一家电子企业打工。16年后,他回到故乡广安华蓥市,创建了当地第一家电子企业。如今该市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区已有77家企业入驻,电子信息产业已由低端整机代工向高端消费电子、核心零部件生产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该市经济转型的支柱产业。

王红琼2006年回到金堂,开办了“锦洲成衣厂”,一年能接到上千万元的订单。除了竹篙镇“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的厂房,她还在4个乡镇开设了车间,解决了200多名姐妹的就业问题。

1998年,金堂县创建打工仔开发区——金堂县回乡创业示范区,2007年又实施“回引工程”,到2018年10月,已吸引2172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办各类实体2072家。

从“孔雀东南飞”到“金雁归巢”,王红琼走了18年。她说,漂泊在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照顾家庭。现在每天下班后,看到工厂姐妹们能和家中的孩子相拥相亲,只觉幸福满满。

现在,她收养了两个孤儿。“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让下一代成了留守儿童,现在不能再让孩子受委屈了。”

“作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的四川和接收大省的广东,收获最大的是相距千里、跨越40年的共同发展。”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李一漫说。

孙志成回到竹篙镇,办起了制衣厂；谷宇也回到金堂县高板镇,流转600亩土地搞生态农业开发。

漫步竹篙镇,王红琼和丈夫肩并肩走着,望着延伸到南方的大道,“你看,那就是当年我启程的地方。”她的笑容里写满历经沧桑的淡然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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