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掉“帽子”专注案子——成都主任检察官制度改革试点一年观察

□本报记者 张立东

去年9月前，袁芳还是一个“官”，身份是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检委会专委。在检察系统中，这是基层检察院的领导，除了案件工作，还有大量的日常行政工作要负责。

9月，一场主任检察官考试在成都进行。来自成都市、县（区）两级检察院的84人报名参考。最终，包括袁芳在内57人获聘成都市检察院首批主任检察官。

2013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首批确定7个省份17个市、区（县）开展以主任检察官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成都市检察院是唯一的副省级城市试点单位，龙泉驿区检察院是省内唯一的试点基层单位。

考试之后，袁芳的身份变成了成都市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现在，她所有工作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上——办案。用她自己的话说，“主任检察官不是官”。

改革：

“三级审批”变“独立办案”

“以往一个案件到办案人员手上，需要层层审批，耗时长，效率不高。”袁芳说，案件层报审批模式过去一直是办案标准流程，如今这套流程在成都市检察院和龙泉驿区检察院已变更。“主任检察官的独立办案权限大大增加。以改革前的公诉科为例，检察官办案要逐级上报到科长、副检察长甚至检察长，现在除小部分复杂案件外，主任检察官在大部分具体案件上可独立行使决定权，部长不再插手办案的实体工作。”龙泉驿区刑事检察部主任检察官陶冬梅说。

改革带来的，是办案效率的提升。

现在，主任检察官可对大多数案件作出检察环节的终局决定。在成都市检察院，批捕和公诉案件由主任检察官直接签发文书的已分别占到总量的97%和95%，基本形成“主任检察官-检察长”的“扁平化”办案模式。龙泉驿区检察院将主任检察官办公室作为统一的办案单元，每个办案单元由1名主任检察官、1名检察官和1名检察辅助人员组成，主任检察官任负责人并享有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限。

经过一年运行，成都市两大试点单位批捕案件办理周期平均缩短1天；公诉案件平均缩短10天；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审查办理周期平均缩短5天。“改革改掉了案件审批积压时间长的老大难问题。”成都市检察院公诉一处主任检察官叶锐评价说。

职责：

检察官脱下“官帽”专注案件

9月7日，龙泉驿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主任检察官唐海榕对一起刑事诉讼案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决定对案件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为有效整合办案力量，适应“扁平化”办案模式运行，龙泉驿区检察院将办案责任制改革和“大部制”机构改革同步推进，确保“去行政化”更加彻底。

龙泉驿区检察院检察长姚广平把改革通俗地称为“脱官帽”，即机构更加精简，办案过程去行政化。主任检察官作为办案主体，不再是检察官之上的检察官，而是一种责任形式。

以唐海榕为例，改革前，他是侦查监督科副科长，成为主任检察官后，之前的科室成为刑事检察部的构成部分。刑事检察部由原来的侦查监督科、公诉科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整合而成。龙泉驿区检察院将内设机构撤并整合为“六部三室”，除保留政治处（更名为政治部）、监察室和两个派驻检察室外，其余机构整合为职务犯罪侦查部、刑事检察部、诉讼监督部、检察事务部、综合保障部，缩减比例达到了57%。同时，该院还从精简领导职数入手，将被撤销的二级机构领导职数一并撤销，改设部长6名、副部长5名，正科级及以上的实职数从21个缩减为12个，缩减比例达42.9%。“机构改革实现了以案件办理为核心的目标。”姚广平说，这是改革试点的核心举措之一。

选拔：

唯能者上告别论资排辈

比起以往，主任检察官改革强化了检察官的作用，特别是主任检察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直接影响案件侦办。如何选拔，成为关键。

邹德光以前是金堂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从事民行检察工作已经10余年，办案经验丰富。2014年9月，他成为57名主任检察官中的一员。“如果不是改革试点，能进入成都市检察院工作的机会很小。”邹德光坦言，这也是很多基层检察官面临的现实。

“我们的选拔打破层级限制，最大程度贴近业务实战要求，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能上能下，鼓励基层干警参加。”成都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漠介绍，成都制定了《主任检察官任免实施办法》，采取考核聘任和竞岗选任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市两级检察院择优遴选主任检察官。除14名试点部门主要负责人经统一考核合格、到岗履职外，其余43名主任检察官全部通过笔试、面试的竞争性选拔方式公开遴选产生。

考核特别注重对检察官理论知识、法律实务操作能力、统筹协调能力等方面的检验。首批主任检察官选任工作中，全市两级院共84名干警报名参加，其中基层检察院37人，最终获聘的57名主任检察官中，有9名处级非领导职务干部和8名基层检察院干警。57人中有博士3名、硕士13名，全国全省“业务标兵”、“优秀公诉人”、检察业务专家共10名，他们既是办案组负责人，也是办案组成员的导师。除主任检察官外，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全部通过“双向选择”优化配备，2014年公招的22名法律专业硕士全部编入办案组，基本实现每名干警“人岗相适”，每个办案单元人员结构最优。

监督：

主任检察官戴上“紧箍”

对唐海榕来说，有了“签字权”，权力确实大了，责任也随之而来。

唐海榕以往负责的侦查监督工作，他只参与侦查监督环节，如今从案件开始到最终法院判决，包括起诉、审判等环节，他要参与始终，倒逼自己对法律法规要更加熟悉，对卷宗了如指掌。“以前检察官参与案件环节有限，责任也相对分散，现在是主任检察官负责制，来不得半点马虎。”唐海榕说，这实现了主任检察官的自我监督。

今年1月，唐海榕承办的熊某涉嫌盗窃一案系轻刑案件，因嫌疑人在本地无固定居所，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以前为了更好保证嫌疑人到案，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可能性大；但这次唐海榕通过社会危险性评估和对后续诉讼进程判断,在确保嫌疑人能到案后，作出了不批准逮捕决定，只是强化跟踪监督，要求公安机关尽快移送审查起诉。最终，该案审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每个环节均在3日内完成，提起公诉后法院7日内即开庭审理。

改革对主任检察官实现了放权，监督也同步得到加强。

龙泉驿区检察院建立起“谁作决定谁负责”的权责体系，推行办案责任终身负责制。推行以来，捕后轻刑率从去年的11%下降到2.5%。成都市检察院同步调整办案系统最低审批权限1237项；出台司法办案责任追究办法；建立案件办理风险控制和岗位廉政风险防控信息化平台，实施“每日网上巡查、季度集中评查、重点案件必查”，确保办案质量、规范检察行为。同时，开发了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同级职务犯罪侦查监督“三大信息化平台”，将侦查行为违法、强制措施不当、审限超期和同案不同判，以及自侦案件程序违法等司法办案中的难点问题600余项，以程序嵌入方式布控到信息化平台中。试点以来，成都市检察院提起刑事抗诉、纠正侦查违法这两项诉讼监督中的重要指标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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