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莉 文/图
罗山富已经“出山”3年,现居金堂县淮口镇团结新春小区。镇上有好几个工业园区,他常去打零工,“一天至少100元,比我过去种地的收入高得多。”然而越是临近花甲之年,他心里越有点忐忑:毕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将来老了,生活能不能有保障?
作为成都市统筹城乡的先期探索,2007年金堂县启动了贫困山区农民向村镇集中的试点,赵家镇、淮口镇6000余人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龙泉山脉,开始新生活。
1万元在镇上买房?“做梦都没想到”
徐盛兵是淮口镇团结村4组的村民,下山之前,一家人的栖身之处是个叫“灯盏窝”的地方,“依我说,叫‘穷窝\’还贴切些。”
2005年,前任村支书陈仕平曾一家一户地走访,发现好几个组见不到一块砖——全是50、60年代修的土坯房。这里极干旱,有年大旱,徐盛兵家的2亩地总共收起了3公斤菜籽。更糟糕的是路,不通车,走下山要2小时。
正因为如此,团结村也成为金堂县贫困山区农民向村镇集中的试点。2007年,成都市政府安排财政专项资金1000万元,支持金堂首批在赵家、淮口两镇建设山区农民集中居住区。但这只是启动资金,农民们迫切地想知道,钱从哪里来?
此时成都市的产权制度改革正行至关键处,团结村的项目也成了淮口镇第一个“土地综合整治”案例,村里整理出多余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532亩,共收益8000多万元,解决了钱的问题。
如今,团结村788户村民都居住在团结新春小区,占全村总户数的98%。徐盛兵要了一套10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自己总共补了1万多元,“做梦都没想到,这点钱能买镇上的房。”
三种模式可选要因地制宜来考虑
在云顶山海拔700多米的地方,记者看到了另一种模式——云顶村有42户村民选择了在山上聚居,修的是二层“联排”别墅。
“我们村有种药材、蔬菜和伏季水果的传统,大家对土地更加依赖。”云顶村的村支部书记陈勇说,首批试点有三种模式可选,“离村离土”和“离村不离土”都是引导农民到建制镇、县城居住,云顶山选了“不离村不离土”,就近聚居,继续经营土地。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聚居点显得非常冷清,大部分的房屋大门紧锁,偶尔看到一两位老人。“一部分在地里干活,还有很多外出打工去了。”陈勇说,这个聚居点户籍人口176人,实际在家的估计只有50人左右。
刘建军认为,新农村建设要因地制宜,避免建出“空心村”,但不能轻易否定云顶山模式,“云顶山有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果开发得好,吸引大量的游客,就地发展服务业,这个聚居区就能活起来。”陈勇说,这几年已经建起了几百个蓄水池,基本实现水泥路通组,在此基础上,他们打算把这个聚居点打造成步行商业区,为游客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
出山之后,人往哪里去?
农民出山后,再继续耕种土地已经不现实,这些人能往哪里去呢?
“淮口镇有好几个工业园区,能提供的岗位有10万个,而全镇山区农民全部搬迁出来也不到2万人,完全可以消化。”据统计,团结村有劳动力1235人,在本县、淮口工业区及周边建筑工地上班就有646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只有382人。赵家镇的现代食用菌、蔬菜特色农业园区等,也需要大量劳动力。
当地干部说,土地规模流转后,土地利用率和农业生产效率也有了提高。赵家镇通过引入业主,山区农民搬迁相对较多的村组已经建成特色伏季水果基地4个、特色养殖基地6个、生态观光农业项目1个、中药材及名贵林木基地1个,经营土地面积3100亩。
不少农民也在担心,罗山富最怕地租不出去,“农业风险大,万一业主做不下去了,土地应该怎么办?”他心里很明白,房子只能拿来住,必须要有工作,但他今年已经53岁,再过几年便不再适宜打工,因为户籍仍在农村,养老保险需要自己购买,他希望,“政府能在这方面给一些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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