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成都创新探索的动力

从村民议事会到“曹家巷自改委”，从“代民做主”到“民权民定”——

□本报记者 颜婧

3月26日晚9时，ID为“曹家巷自改委”的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双双更新：“今日共签约30户。截至9点，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自治改造附条件协议搬迁累计签约2088户，其中要求原地返迁1666户，异地安置315户，货币补偿107户。”

这两个没有加“V”的微博，对于3700多户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区居民来说，是比“V”更权威的信息发布平台。因为，“曹家巷自改委”是由居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

“自改委”是“北改”实践一年多以来，政府依靠群众、发挥群众力量解决群众自己事情的真实写照。这个在《新闻联播》中被评价为“全国基层民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新模式，早已根植在全域成都的几千个村庄，它们以“村民议事会”的形式存在着，从过去村两委的三五个人说了算到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成为成都通过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优化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缩影。

政府和群众的“黏合剂”

微博每晚更新，变化的数据背后，是居民们步步临近的安居梦。82岁的“自改委”副主任徐恒说：“曹家巷居民们的‘中国梦\’，就是等了、盼了多年的安居梦。我们是自己选出来的，有责任当好政府和群众的黏合剂，让安居梦能美梦成真。”

旧城改造是造福百姓的民生工程，但如何防止和避免“暗箱操作”或强制拆迁带来的弊端，成为全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课题。

2012年，成都市最大的民生工程“北改”，把这个新课题推到涉及旧城改造的曹家巷一、二街坊面前。一边是期盼多年改造、欢呼雀跃的街坊百姓，一边是如何保证“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困惑。

经过调研和听取民意后，成都提出“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的改造思路，即把每个街区或片区是否参与改造的决定权，交予群众自己决定，同时探索群众“自治改造”模式，规划设计方案和返迁安置方案由群众自己决定。

2012年3月，曹家巷探索阳光拆迁。由全体居民选出65名楼栋代表开会，并最终选出13名代表组成“居民自治改造委员会”。会后，有人给被推举为“自改委”副主任的徐恒说，“自改委”是一个从未有过的事。老爷子答：“那就让我们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改委”的群众主体效应得到充分发挥。从改造方案、改造后的规划，包括“原地搬迁、货币终结、异地安置”的3种可任意选择方案，都经过3700余住户100%同意。

75岁的“自改委”主任何希模告诉记者，改造初期的宣传发动、改造过程中的民主监督，全部由大家集体决策和实施。当然，实施过程中也曾发生信任危机，曾出现“自改委”成员被居民围攻、数落等情况。“群众的怨气群众来安慰，群众的工作群众来做，凡事齐心协力，才能早日实现。”

问起“吃螃蟹”的滋味如何？徐恒只有一句话：“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群众之间的宽容与默契。

“成都试验”让民意释放

统筹城乡的实践中，从“代民做主”到“民权民定”，成都之变走在全国前列。

这让“成都试验”的推动力，落脚在“民意”二字上。在共同推进，相互融合、促进的过程中，成都的基层民主自治收获了创新，有力推进了改革进程。

谋划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之际，成都即前瞻性地提出配套举措：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为民意得以释放、基层治理机制建设的八字箴言。扎根在成都几千个村庄、由村民自己选举出来的“村民议事会”，真正做到把权力交给村民自己——大家在选举时，考虑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真正希望村里的事务能得到更好管理。而当选的村干部能否保住职务，取决于他是否能兑现给村民的承诺，是否能高效无私地让村民的生活有奔头。“自改委”是水到渠成的“成都试验”。这之前，成都已有探索。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损失惨重的彭州鹿坪村，重建后面临房屋分配的棘手难题，经村民议事会多次开会商量，并征集村民意见后，最终按家庭规模给予每人35平方米的标准选择不同户型。整个过程公平公开，村民们对结果毫无怨言。数位曾接受记者采访的村支书、议事会成员透露出同样的心声：“如果没有议事会，无论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是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都难以开展。”

如今，村民议事会创新动力源源不断：彭州的议事会成员采取“末位淘汰”，用积分制激发“大家关心大家”；金堂县三溪镇白庙村通过议事会推出的村道养护办法得到广泛推荐……

而随着ID“曹家巷自改委”的微博的持续更新，一个100%依照群众意愿的民主样板，正在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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