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事肇唐宋 糖业兴甜城 略说“甜城”由来

包装蜜饯

传统压榨甘蔗

◇叶自明

内江又名“甜城”,这一名称是随着内江蔗糖业发展逐步形成的。关于“甜城”由来有许多民间传说，最有影响的一说则是明朝末年，李自成专程来四川拜会张献忠联合攻明朝，张献忠请李自成品尝蜜饯并告诉产于内江,李自成尝后觉得甜香润心，妙不可言，称赞 “内江真乃甜城也”，但这仅是传说而已。其实，“甜城”一词据笔者了解,在民国时期内江经典蔗糖业档案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 而我国第一次编辑出版的1936年版《辞海》里也没有，更不可能是1916年的《辞海》里就有的。冯玉祥1944年6月写的《内江人颂》中没有出现“甜城”，丰子恺1945年秋过内江，有描写内江的诗：“糖果家家有，甘蔗处处载。世上茹苦者，应到内江来。”有的人给该诗加题为《甜城内江》，有的人竟将“应到内江来”改为了“应到甜城来”，是不够严谨的。“甜城”一词的出现应是抗战以后的事，映射了内江蔗糖业的发展历史。

内江蔗糖业具有悠久历史，根据史学专家李敬洵《唐代四川经济》考证研究，唐代资州（辖内江县）就种植有甘蔗。因唐代贞观年间印度蔗糖技术传入中国，著名甘蔗学家骆君骕在《甘蔗学》中点评：“内江是印度蔗糖技术传至中国的第一个据点。”到宋代更大面积种蔗制糖，北宋乐史编著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就记载资州土产有甘蔗。到了明代，蔗糖制造技术日臻完善。明弘治时期（1488—1505年），内江普遍推广土法熬糖并产出冰糖，制糖手工业已具规模，“蜜饯”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但明末因战乱而致蔗糖业衰败。相传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曾达一将福建长汀县家乡蔗种引来，在内江县龙门镇（现市中区龙门镇）梁坝定居并开始种蔗。随后又输入制糖工具和技术工人，开设糖房，漏棚也应运而生，翻开了清代以来内江蔗糖业的辉煌篇章。当时，种蔗收益优于种植其他作物，改种甘蔗的农民逐渐增多，并且影响了周围数县及整个沱江流域。清代中后期，内江县和资州的蔗糖生产已同福建、台湾并称为全国三大糖业基地；内江蜜饯土特产品享誉全国，显示了清代内江蔗糖业的繁荣。

近代以来，内江蔗糖业发展形成了三个高峰期。在1907年至1919年的清末民初为第一个高峰，甘蔗种植面积空前扩大，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1911年，内江的甘蔗种植面积达到22.2万亩，总产量达59.9万吨，产糖量约为5.99万吨，甘蔗种植面积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50%左右；资中、简阳、资阳等在沱江西岸30华里以内，甘蔗种植面积高达耕地面积的70—80%。制糖技术获得提高，蔗糖产量增加。糖房、漏棚星罗棋布，据统计，当时内江糖房多达1400家，漏棚有1000余家。1915年, 内江蜜饯参加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蜚声海外。1919年，四川的糖产量为9万吨，占全国的69.2%，而四川糖产量的70%又集中在内江，内江糖产量竟占全国的48.4%。清末民初内江冰糖产量达400万斤，也是历史最高纪录。

1916年冯玉祥行军过内江，看到内江经营冰糖的盛况：“内江城里东西街长达数里，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了冰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的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糖产品销路更逐渐扩大，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辛亥革命前的内江糖只销省内，民国初年糖产品尤其是橘糖开始销往省外，除品尝外更具药用价值，很受欢迎，极大刺激了蔗糖的生产。但好景不长，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混战，致使内江蔗糖业奄奄一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沿海产糖省区相继沦陷，外糖内运断绝，“我国产糖之地仅余四川”，糖产品也成为战略物资，实施专卖政策，川康区食糖专卖局就设在内江，川糖尤其是内江蔗糖生产得到复苏，步入了鼎盛，形成内江蔗糖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在这期间，内江植蔗面积及产量迅速增大，1940年植蔗面积达45.8万亩，产蔗量154.4万吨，产糖量13.2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早在1936年已于圣水寺建有中国大陆最早的甘蔗科研机构——内江甘蔗试验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蔗糖业科研工作。开始出现半机械化制糖新工艺和新式糖厂，建立了20余个酒精厂，大力开展酒精生产支援抗战。同时，食糖销量大幅度增长。内江糖不仅满足了川内人员猛增的需要，而且还通过水路运输远销七个省，甚至转运出口多个国家。抗战期间川糖的销售，居全国食糖销量的50~60%，内江食糖的最高销量，亦曾超过6万吨，被推为全省川糖之冠，即占总销量的37~38%。由于糖品销量增加，加之内江地理位置和水路交通便利等优势，成为川糖重要集散市场。沱江流域各产糖县，其糖价均随内江的糖价浮动。伴随糖业的兴盛，带动了金融、运输、仓储、餐饮、酒精、工业、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内江城内银行钱庄林立，仓库货栈密布，商业贸易兴隆，酒精工业发达，构成了以糖及蜜饯为中心的繁华景象。小小内江县城的繁荣热闹远胜专署所在地资中。当时有“甜资内，咸自贡”和“甜的内江，咸的自贡”之称，蜜饯“种类之多，全国第一”，国民政府许多要人和记者都因为蜜饯称赞内江，有诗赞誉内江为“甜乡”，还有的称“甜都”。同时，内江糖品特别是蜜饯历年参加成都花会暨劝业会或四川物产竞赛会屡屡获奖，被民间称为“甜城名产”。1947年，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给内江“复兴铨蜜饯”题词，也用了“甜城名产”这个词。抗战胜利后，外糖大量推销，川糖市场急剧缩小,加之蔗糖业资金抽走和通货膨胀，糖厂和酒精厂相继停产倒闭，大批技术人员外流，内江蔗糖业再度萎缩。尽管如此，但因为抗战时期蔗糖业的辉煌，1949年8月出版的《四川省金融贸易》一书中，仍称“内江为西南糖都”。

新中国成立后，内江工农业得到迅猛发展，蔗糖业按计划生产。从1953年开始，改造和建立了六大机械化糖厂，推行机械化制糖，“机榨占总产糖量的比重已由1950年的0.8%提高到95%。”延续几百年而又非常落后的手工式糖房，在短短十余年间就销声匿迹。1957年迎来了内江蔗糖业发展的第三个高峰，内江当年种蔗面积达37.47万亩,产蔗100万吨 ，产糖7.5万吨，占全省总产量的73%。1960年内江迎来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的访问，团长是古巴政府三个核心领导人之一的格瓦拉。在以后的三十多年中，蔗糖业不断创新，开展综合利用，“三白”产品——白糖、白酒、白纸已发展为内江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全国频频获奖。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多元经济发展，更由于内江纬度日照不够等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甘蔗单位产量低，机械化制糖原料不足，设备利用率低，加上新品开发不够，内江蔗糖业开始衰落，1992年以后产业退出。

尽管蔗糖产业退出了，但是“甜城”蔗糖文化作为内江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却继续传承。内江以“甜城”驰名中外， “甜城”一词早已载入新中国编辑并第一次正式出版的1979年版《辞海》第439页中，糖文化被不断发扬光大。内江市档案馆完整保存了内江蔗糖业档案，被专家学者们不断挖掘研究，出版的作品有《内江蔗糖档案资料选编》（民国时期）《内江蔗糖档案史料选编》（1950—1982）《内江糖业史》《中国甜城兴衰记》《大糖房》等等；著名画家邱笑秋先生长期坚持创作反映和回忆川南内江蔗糖业的国画作品，有《忆甜风》系列等；蜜饯制作、黄氏吹糖人技艺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资中曾氏糖画制作工艺亦列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糖品推陈出新，著名的有“黄老五”等品牌；内江市农科院研究的果蔗“糖幺八”（甜城18号）也十分受青睐，它是我国通过省级以上审定的第一个专用果蔗品种,填补了我国无自育果蔗品种的空白；精心打造“甜城味”区域公用品牌，不断拓展系列优质农产品，上百种“甜城味”优质农产品在第十届全国优质农产品展销周活动亮相；更在精神层面散发甜味，如命名 “甜城湖”，创建“甜女”品牌等等，以甜蜜融入城市精神提炼，还将打造“甜源·中国甜文化体验第一城”，纳入了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十三五”发展规划川南经济区文化旅游业重点项目，这些无不寓意出幸福美丽内江的甜蜜。“甜城”将随甜的物质和蔗糖文化永远传承创新，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见证！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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