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契看地名 保路运动的得胜场在哪？

土地契约中的“赖家店”地名。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供图土地契约中，对用水灌溉的约定。（图中画框处）乾隆36年（1771）十月十六日，钟琳士在卖地契约中写道：“愿将己名下水田大小四块，共计十一亩二分……坐落华阳县东门外韩家堆三甲新七支……”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收藏的土地契约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地名是“华阳县三甲”或“华阳三甲”或“华邑三甲”。

龙泉驿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和村落地名多次变更，不少新地名取代了老地名，这华阳县三甲，到底在现在的哪个地方？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经过实地走访、田野调查和查阅有关资料后，对此有了答案。

壹

华阳县三甲 辖西河镇和隆兴镇

成都东山，是指成都东门沙河一线以东到龙泉山的浅丘低山区，现在的龙泉驿区就是其核心区。

龙泉驿区成立的时间并不长。1959年10月31日，龙泉驿区由内江专区简阳县的龙泉驿区和温江专区华阳县的大面、洪河、西河、青龙4个公社组成。1976年1月21日，又将简阳县洛带区划归龙泉驿区，形成了现在的区境范围。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这批土地契约，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缴的，归属地以华阳县为主，其次是龙泉镇附近的，没有洛带镇周围的。

华阳县一共分为六甲地，华阳县三甲，大致包括成都东门以外，北到龙潭寺、木兰、石板滩，东至简阳县界，南以大面铺南部边界为止。

在华阳县全境比较而言，三甲境内有相对落差较大的丘陵，属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主要被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到来较晚的客家人所占据。

清末时，行政区划发生了大变动。1934年版《华阳县志·华阳县场镇表》中记载：“前清末叶，分（华阳）县境为九区，计六镇、三乡。”华阳县三甲地，大致由第八区西河镇和第九区隆兴镇组成。

不过，延续了近300年的“三甲”名称，在当地似乎更为深入民心。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大量契约，仍然延用“华阳县三甲”或“华阳三甲”或“华邑三甲”。甚至到了1935年，契约中仍然还在用这种名称。

华阳县三甲往东是简阳义三甲，这又是现在的哪里呢？

西江河一线以东，原来属于简阳县。清咸丰3年（1853）版《重修简州志·里役》中说：“旧州属十乡合为两乡，曰仁善、曰义和。”仁善乡与义和乡界线，大致以沱江为界，类似于民国时的东乡和西乡。

铁碑桥和仰天窝现在所在地山泉镇和柏合镇，以及龙泉镇，都是当年简阳县义三甲的范围。

胡开全说，这个区域的坝区，在简阳县全境比较而言，是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较富庶的区域，当时被列为甲等区。

贰

得胜场 就是现在的牛市口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收藏的契约中，还出现了一些场镇和小地名。

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说，对于场镇，如今比较容易查证。沿老成渝路一线的场镇名基本未变，沿成都东门至洛带镇一线，则发生了一些变化。

乾隆27年（1762）十一月二十四日，刘明奇将产业卖给刘元兴的土地契约中写道：“将自己名下田地一庄，坐落华阳县赖家店三甲七支……”

胡开全说，这里的赖家店，就是后来的保和场，也就是现在成都市成华区保和街道。

光绪25年（1899）四月二十四日，张季堂与侄子张屏周、张梓敬、张五福的分家契约中写道：“叔侄商议，均愿将启澜公尝内得胜场铺面一通六间……”

得胜场，就是现在位于锦江区的牛市口。牛市口街道辖区内，现在还有一个得胜小区，可谓是继承了得胜场的遗风，为得胜场留下了一点痕迹。

在1911年的保路运动中，得胜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9月7日，赵尔丰在成都制造成都血案后，华阳袍哥会首领秦载赓当晚聚众千余人，在华阳中兴场誓师起义，冒着滂沱大雨向成都进军。

9月8日清晨，秦载赓率领的保路同志军一部就抵达得胜场，与清军展开激战，打响了保路运动转入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由此可见，得胜场这个地名，在成都的历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嘉庆12年（1807）二月十九日，张宗仁与3个儿子张云程、张云高、张云照在把产业卖给冯仁海的土地契约中说：“（产业）坐落华阳县三甲五十一支，地名卓家店……”

胡开全解释说，这里的卓家店，在如今龙泉驿区十陵镇的成都大学正校门附近。

对契约中出现的诸多小地名，胡开全说，这很难核实清楚，主要原因是在成都附近同名的地名太多了，寺庙如牛王庙、土地庙比比皆是；桥梁如简华桥，在简阳县与华阳县交界处，就至少有6处；倒石桥，在成都的北门、南门、东郊都有；小河湾如王坟湾、两河口，塘堰如李家堰、王家堰，在东山也有很多。

叁

青龙埂 是青龙村也是青龙湖

青龙埂，是在土地契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地名。

嘉庆12年（1807）冬月十六日，陈胡氏与陈宗福、陈宗禄、陈宗祯、陈宗祥4个儿子在将产业出售给苏定贵的契约中写道：“情愿将先年祖置分受己名下田地一处，坐落华阳县三甲五十二支，册名陈允盛，实载条粮银九钱六分正，地名青龙埂……”

道光22年（1842）八月初七日，白俊标、白俊林兄弟在把产业卖给张翠谟的契约中写道：“（产业）坐落华阳县东门外三甲，地名青龙埂侧近……”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档案编研负责人胡开全，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实地考察。他说，青龙埂这个地方，在如今的龙泉驿区十陵街道青龙村，其得名源于明朝时的一个“风水布局”。

在今青龙村正觉山麓前后，有多座明蜀藩王陵，如蜀僖王、蜀成王陵等。其中，蜀成王陵被当地人称作香花寺王坟。

在客家人的语言中，经常是“王”、“皇”、“黄”不分，所以使得有的王陵被叫做王坟，有的被称为皇坟。

香花寺王坟在建造之初，把王坟左前方的一道土埂再挑土，加工成一道更具形象的弯环，总共有几百米长。根据“左青龙、右白虎”的原则，这道土埂被称为青龙埂。

1949年后，当地成立乡政府，就以青龙埂为名，取名青龙乡，后来改作石灵乡。1994年撤乡建镇，更名为十陵镇。2004年撤镇设十陵街道，但这里的村仍然叫青龙村。

如今，这里建起了青龙湖湿地公园，青龙埂有一半淹没在了水里。

地契中的风俗与地域特色

细读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地契档案，从中可以发现，与其他地方如川东一带的地契相比，其用语具有浓厚的风俗和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在地契的开头，对出售的产业的情形类别，川西一带写为“杜卖”、“摘卖”、“扫卖”、“出卖”等，川东地区则是“立出卖田地（房屋）文约”，或写为“杜卖”、“永卖”、“绝卖”、“摘卖”等。

冬水田为何要做特别说明？

虽然称呼各异，其实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属于死契的情形，也就是永久性卖出的意思。但从川东和川西的用语来看，其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其次，对所卖田土地的数量，四川民间大多用习惯口语，少用确切的亩、分、厘，一般都只说到亩，很少说到多少分、多少厘。

如1931年7月12日，唐林氏与4个儿子出售产业的地契中说道：“水田旱地共计三十亩余。”

又如1932年七月初二日，丧夫又无子嗣的刘陈氏，因为贫穷，把先祖遗留下来并分到自家名下的产业出售，在地契中写道：“熟土一段，约计一亩有余。”

1935年5月12日，邹均水、陈氏夫妇出售的产业地契中写道：“熟地三段……”上述3个例子中，前两个在亩后面用了“余”字，后一个则连多少面积都没有，只说有3段地。

川西人说田业，一般用“一份”、“一段”、“一庄”、“一股”、“一处”来表述；而川东人则习惯用“一丘”、“一股”、“一冲”、“一份”、多少“块”来说。

第三，对田土的称谓，川西人称田为“水田”、“塝田”、“冬水田”、“旱土”；川东人则称为“沟田”、“冲田”、“过水田”、“塝田”、“水田”、“土”。

值得注意的是，在川东人对田的种类的称呼中，很少有冬水田的说法，而在川西，却要特别说明。这是为什么呢？

川东是深丘中山地带，水田基本上都是冬水田。水田如果在冬天不蓄水，第二年就很难春耕插秧。

所以，川东一带的水田，大都只种植水稻，其余时间都空置蓄水，留待第二年再种水稻。

而川西平原及周边之地，田土都可种植二季作物，种了小麦或油菜后，又引水种植水稻，收割稻谷后，把水放干，再种小麦或油菜，如此循环往复。

川西的田之所以利用率高，主要是因为川西一带水源丰富，仰仗于都江堰方便的水利灌溉。

所以，川西地区的非自流灌溉区对冬水田，在地契中是要特别注明的，否则可能出现“合同诈骗”的情况，这可不是小事情，必须严肃对待。

农田怎么用水为何都要约定清楚？

川西地区地契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那就是对农田水源的沟、渠、塘、堰、井，也要特别申明。这体现的是平原、边浅丘低山田土的区域特色，是川东及其他地区所没有的。

川西地区的稻田，不是靠积天然雨水蓄水确保来年春耕用水的，而是在春耕时靠灌渠来水的。

民国及以前，成都平原在春耕时，为争夺用水，经常发生拦堵沟渠、强截放水而引发打架斗殴，甚至发生群斗死伤事件。所以，不把农田用水情况说清楚，是很容易为买主留下后患的。

1911年，刘郑氏和夫弟刘朝樑卖田土，因有田界与刘朝贤的田土相连，于是在地契上给买主堂叔刘宗尧注明：

“其双巴堰坎下水沟一条，任随叔侄过水。沟上之草，宗尧收割；沟下之草，朝贤叔侄收割。朝贤叔侄田边有宗尧水沟一条，任随朝贤叔侄过水，其草朝贤叔侄收割。宗尧堰角水沟一条，任随朝贤叔侄修整过水，其草宗尧割收。宗尧正冲田边水沟一条，任随朝贤叔侄摆腰堰余水。朝贤叔侄界内水沟，任从宗尧摆堰塘余水。以上所注沟道，二家皆要通用过水灌溉田亩，俱不得毁灭阻挡，亦不得拦沟塞水等情。”

刘氏家族中，堂叔与堂侄之间的土地买卖涉及农田水利问题，顺沟过水、摆堰取水等，规定得详细认真，目的是为了避免今后在农耕时发生纠纷。

虽然都是族人，但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说好不乱，真要发生纠纷，就拿地契出来作证。

这份地契中还有一点需要说的是，连田边沟上、沟下的野草由谁割收都写得清清楚楚，在很多地契中也有同样的表述。

这充分说明，成都平原的民间人户因为人口多，烧柴、喂牲口的材料紧缺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川西人善于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习性。

此外，川西地区水系发达，堰塘众多，在出售产业中，对堰塘也多有表述。

堰塘不仅可以蓄水为种植水稻提供用水，还可以养鱼虾、水草等，对农户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

从地契来看，大多数出售的产业中，都包含堰塘。堰塘既有私有的，也有公共的，在地契中都会有明确表述。

咸丰年间，张奇珠将位于华阳县东关外三甲的产业出售给谢君璜，其中包括一块公共大堰塘中的一股。地契中是这样表述的：“其田仍照卖主文契依刘姓老分关旧规与五大房公共在大堰内，五股中一股水分车灌溉，堰堤堰底鱼虾、水草、漏引、沟渠，照股多寡分派……”

张奇珠与刘姓一共5家人共有一口大堰塘，谢君璜买过去后，今后照常享有此前张奇珠享有的权利，如引水、鱼虾、水草等的分配。

之所以要如此明确表述，是因为万一谢君璜买过去后，刘姓人不认账咋办？

佃户交租为何初用斗后用秤？

契约中的计量，特别是佃户交租，大都以“石、斗、升”等为体积计量单位。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编研负责人胡开全解释说，10升为一斗，10斗为一石。在成都东山一带民间，斗分为大斗和小斗，大斗盛米约32斤（如洛带、西河一线），小斗盛米约30斤（如龙泉驿、大面铺一带）。蒋介石的势力入川后，统一了计量，变成新市斗，盛精米约30斤/斗。

斗的形状有方形、长形，有上大下小，也有上小下大，或者直上直下，只要容积统一不变即可。

咸丰元年（1851）四月初一日，刘一棠租佃到张奇珠的田地，在租佃契约中写道：“（租谷）俟秋收后，晒干面风过付，不得短少升合。”光绪17年（1891）六月初二日，朱洪发租佃李见山的田地，在租佃契约中承诺：“（租谷）八月内晒干过风，主斗交付，不得短少升合。”

当时成都东山一带一亩水田能产黄谷1.2-1.5石，佃户交租一般每亩交一石左右，而且租谷要“晒干风净”。

所以，佃户在大春一季的收成，绝大部分都交租了，自己的收获，主要在小春一季的收成，以小麦、玉米、红薯为主，这就是原来一般佃户家吃白米饭少的原因。

后来，主家收租、佃户交租逐渐抛弃了体积计量单位“石、斗、升”，改为重量单位“斤”，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如果以体积计量为单位，很容易出现误差。实际上，在用斗衡量时，有两个环节容易做假：

一是倒米入斗时，如果把米提得高倒进去，就会装得紧实一些，米的分量更足，这种误差最大可以达4%-5%；

二是刮斗，刮得用力，分量就要少一些，刮得轻，俗称“花樑子”，分量更足，这种误差最大可以达2%-3%。

所以，相比较而言，为公正起见，用秤来称重更为准确，所以民间习惯于折算成重量单位来衡量了。

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特别鸣谢：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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