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 此恨绵绵无绝期, ———《全唐诗》笔记

陈占敏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说到白居易，首先会想到的自然是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二者皆千古绝唱。有了《长恨歌》，此后再写杨贵妃与唐明皇，就难乎其难了，有了《琵琶行》，也很难再进一步，比司马青衫更湿。白居易在这两首长歌中尽显了他的才情。“回眸一笑百媚生”，“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也让代代文人在她身上寄托了那么多的钟爱，可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真的只是皇帝与妃子的爱情不能如天长地久那么久长的遗恨吗？那么，“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呢？当然了，一个朝代的衰亡，不能由一个女人、一个妃子来承担责任，不过，致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倒的确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对杨家兄妹的宠用不无关系。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序中写道，他与王质夫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唐明皇与杨贵妃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白居易把他写作《长恨歌》的缘起与目的交代得很明白了，他也是想“惩尤物，窒乱阶”的。至于所谓“尤物惑人”，“红颜祸水”，让女人承担王朝衰亡的责任究竟是否合理，那要另说另讲了。

白居易是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他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像《长恨歌》，应该兼有“讽喻”和“感伤”二义。按白居易自己的划分，他的《贺雨》诗《秦中吟》，是归于“讽喻诗”的。他的好朋友元稹为他作《白氏长庆集序》亦道：“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白居易也是很看重这些讽喻诗的，那正是他“合为时而著合为事而作”之文学主张的具体实践。白居易对朝廷怀抱了良好的愿望和理想，他《初授拾遗》，即道“天子方从谏，朝廷无忌讳”，却未免又犯了诗人的天真病，他忘了此前历朝历代的教训了。他在言官的职位上，还是以言事获罪遭贬，成了那个听琵琶一曲又闻琵琶女自述身世而青衫最湿的江州司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相似的命运，让他们一触即发。

至少是从屈原开始，中国诗人就走上了这条虽九死而犹未悔的道路了。民瘼国事，总是他们切切关心的，他们还是要“言事”，一言再言；不能上书朝廷，直达天听，他们就用诗文表达，以求讽喻。“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因言获罪，因诗获罪，言与诗给他们自身带来多少灾祸，他们常常是不顾得考虑的；也并非就是“不识”，识也如此，诗人的本质就是这样，否则，哪里还会有“赤子之心”呢？

唐代诗人，这样的呼声不绝，杜甫、白居易是其中最响亮的声音。可与杜甫“三吏”“三别”并称的，白居易有《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诸篇。《上阳白发人》写宫怨，诗的小序云：“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皇帝专宠贵妃一人，却仍然不断地选天下美女入宫，入宫便是入禁。“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入时十六今六十”，“零落年深残此身”，上阳白发人竟不知时世已变，仍然是“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深深后宫，葬埋了多少如花生命！

与《上阳白发人》同列于“新乐府”的《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绝不掩饰写作的旨意，《新丰折臂翁》为“戒边功也”，《卖炭翁》为“苦宫市也”。为逃避征兵戍边，“偷将大石搥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的新丰折臂翁，“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唐诗中，写征夫怨妇反战厌战的诗很多，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以其独特的风貌卓立其中，怎么也不会被淹没。《卖炭翁》“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这些诗句，千年过后，小学生在课堂上朗朗背诵，老师却并未把“苦宫市”的深刻意义讲清楚，他们往往用一个“封建社会”就把所有罪恶“一言以蔽之”了；可是，罪恶，又岂止存在于封建社会！

行路难，只在人情反覆间

读过了《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回头再读列于《新乐府》首篇的《七德舞》，“亡卒遗骸散帛收”，看“贞观初，诏收天下阵死骸骨，致祭而瘗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想到唐太宗开疆拓边，征战不止，而皇帝本人又是杀了他的兄长与胞弟而登上皇位的，就不会为皇帝之“德”怎么感动了。读“魏征梦见子夜泫”，“太宗梦与征别，既寤，流涕。是夕征卒，故御亲制碑云。昔殷宗得良弼于梦中，今朕失良臣于觉后”，想到诤臣魏征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便不会以为唐太宗真的就会那样“从谏如流”。在《太行路》中，白居易“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诗曰：“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见左纳言，右纳史，朝承恩，暮赐死，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人情反覆，朝云暮雨，皇帝是最无信的。他刚刚称你“爱卿”，一转眼就会骂你“贼子”。无可奈何，谏臣尚不能诤言，诗人更只能曲笔了。“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胡旋女》就不像《长恨歌》那么华丽宛转，那么用力着笔写皇家的爱情了，其讽喻也算是尖锐刻中了。杨贵妃不是收了安禄山为义子吗？他们母子“胡旋”起来，皇家可真是大增颜面了。唐玄宗还是在梨园中掌鼓的鼓师，一槌下去，唐王朝的天下击为两半，由盛而衰。天宝十三年，户部奏天下户口，户为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户，人口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口，户口在唐代达到极盛。翌年“安史之乱”爆发，十年丧乱之余，“安史之乱”平定时，全国户口锐减，人口只剩下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口，比天宝十三年减少将近十分之七。千年过后的舞台上，凤冠霞帔的杨玉环千娇百媚，得到了那么多观众的喜爱，没有人再去想那笙歌燕舞背后将近三千万人口丧生了。

所幸人的生命也如野草那么顽强坚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皇帝们为他们的天下争过来打过去，让万千生命作为他们皇业的大基；乱臣贼子为实现他们的野心，也以人的生命为筹码，押过来押过去。人的血一代代一年年浸泡着大地，春风吹来，烧不尽的野草又一片片生长起来，那是人的生命的象征，也是人生的希望。由古代诗文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代码中，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占有着一个显明的地位。即便没有那两首长诗，凭此一短诗，白居易也足可名世。《唐才子传》记曰，白居易“弱冠名未振，观光上国，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因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诗人顾况也曾因言贬官。他官位不高，诗名也不大，他的眼光倒是敏锐的，他由白居易的一首“离离原上草”，看出了白居易居天下也不难，也属慧眼了。

此恨绵绵无绝期

有唐一代诗人，李白、杜甫之后，就要数到白居易了。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足见白居易诗的盛名与普及。白居易在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还曾写道：“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唐诗纪事》）能够背诵白居易《长恨歌》的娼妓，竟然身价都要高出他妓，倒不止是白居易诗的盛名耀人了，唐代，那到底是个诗的朝代，其他朝代不可相比的；以大老粗自负的时代更不值一提了；以权力和金钱崇拜为荣的时代也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白居易当然是看重他的《长恨歌》的，他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道：“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虽说是戏赠，道出的却是实情。白居易诗重讽喻，尚风情。他一再申说他的为诗主张。他在《新乐府》序中声称：“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少数几位有标举的作诗主张，又有自己的创作实践来体现自己主张并卓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在白居易的作诗主张中，传播最广最为人所知的，还不是上述那些有关讽喻指事的提倡，而是他的“妇孺能解”追求。《唐才子传》道：“公诗以六义为主，不尚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也。”《唐才子传》所述未免夸张了一些，像《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猥蒙征和才拙词繁辄广为五百言以仲酬献》等诗，白居易家的老妪恐怕就不能解了。当然，白居易的诗总的来看，到底是比较易解的。元稹是他最好的朋友，两人唱和极多，元稹的诗就比他的诗难读得多。“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白居易作着“老妪能解”的努力，有时又对自己的诗作有所怀疑（《自吟拙什有所怀》）。白居易作诗其实是用力甚勤的，他绝不是率尔为诗的那种人，他的有些诗看上去不用力，其实是自然天成。像他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采莲曲》，“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水中。”都是看上去似不用力，其实却是大匠无巧，天然流畅，清丽可喜。白居易的诗固然不能说是淡而无味，可是有些诗总有写得太满太直之憾，他有时候不留空白，说得太尽了，别人写一句，他要写两句。诗到底是需要跳跃的，不能总是一步一步平平实实地走下去。后人评他的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本是赞扬，何尝不可看作批评？

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是在元和年间。宰相武元衡被强盗所杀，白居易上疏，请亟捕贼，本是他左拾遗言官的职责，权臣居然嫌他出位了，原来，听不得谏言的还不仅仅是皇帝，还有同为僚属的权臣。白居易写《紫藤》“先柔后为害，有似谀佞徒。附著君权势，君迷不肯诛”，活绘出一幅谀佞之徒附君势而为害、君却不肯加诛的画图。

在谀佞之徒那里，是不会把皇帝不愿听的话送到皇帝耳边的，他们用谀词阻塞了“圣听”，逆耳忠言便在朝堂上消失了，只好流传于乡野农间；有一些诗，有一些具有诗的品质的民谣，就是这样。白居易《七德舞》颂太宗之德，希望以心感人，期人心归，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皇帝之心，权臣之心，与诗人之心是很难相通的。“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问杨琼》）唱歌都无情了，遑论其他。一千年前的白居易都在叹恨“人心不古”了，又何况我们呢？又何况我们的子孙呢？“此恨绵绵无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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