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任蜀王笔下的锦城十景(五)
霁川野渡
作者:朱申鑿
川水澄鲜一派流,行人待渡立沙头。
白烟隔岸停羸马,翠柳临波覆小舟。
况值沉沉红日晚,正当渺渺碧天秋。
北来南去何时歇,两岸相亲有玉鸥。
霁川野渡
作者:朱让栩
红亭锦水绿涟漪,荡漾晴光晓日曦。
倚棹闲看横渡日,鸣桡喜见放舟时。
凉风习习生频末,小雨斑斑湿荔支。
估客晚来凝望处,梨花沽酒趁青旗。
“野渡无人舟自横。”“冻云野渡正愁人。”“山村野渡双芒屩(juē)。”“舟横野渡寒风急。”在中国文学史上,写“野渡”的诗句比比皆是,随手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大多意境凄美,景象孤远,傲然脱世。
何 为 野渡?四川作家蒋兴强在《远去的野渡》一文中说:“野渡,顾名思义,野外、偏远、人迹稀少的渡口。”在明朝两任蜀王朱申鑿和朱让栩看来,郊外的渡口让久居王宫中的他们眼前一亮,大自然呈现出的原生态且毫无修饰的景致是如此美丽,所以他们把野渡作为了锦城十景中的一景。这也是两任蜀王对农业社会的一种认知,或者说是一种尊重,非常难得。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通常是河流孕育了渡口码头,渡口码头又催生了饮食、客栈以及随之而来的城镇,这又让渡口码头繁荣起来,加强了人口流动,成为人类社会循环不止的进步动力。
锦江东流绕锦城,星桥北挂象天星
说起成都的野渡,得先说说成都古代的水网与码头状况:“因水而兴,因水而荣。”
成都是一座应水而生的城市,在远古甚至到如今的几千年历史中,主政者都要么被动要么主动地达成了一致认识:治蜀必先治水。
成都平原是山岭包围的一片盆地,岷江和沱江,都发源于岷山、玉垒山山区,形成岷江、沱江冲洪积扇区,提供了大片可供农业生产的沃壤肥土。
成都平原地势平缓,水网密布。远古时期,出生在西蜀的大禹,从治蜀水进而在全国范围内治水,并最终夺得天下,进而由他的儿子启开创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朝代夏朝。
大禹之后,又经过鳖灵、李冰等历朝历代能工巧匠的治水,流经成都城区的郫江、检江逐渐定型,并具有通航、漂木、农田灌溉、城市供水等诸多功能。
唐朝名臣韦皋在四川主政时,开挖解玉溪,为成都城提供了工业和生活用水。
乾符3年(876),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扩建罗城,改变郫江、检江布局,形成“二江抱城”的格局,一直持续到今天。
流经城区的江河水道,在郊外延伸,提供船运、灌溉等功能。
秦灭古蜀国后,第一次修筑成都城时,为了方便交通,在检江和郫江上一共修建了7座桥,其中包括“锦城十景”中的市桥。
大中7年(853),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任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开挖了金水河,建有8座桥(清朝时扩为30多座桥)。
在杜甫眼里,成都河网密布,江河绕城,流水穿街过市,因此在诗中又把成都称为“江城”。
元朝至元24年(1287),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途经成都时,看到大小船只在城里街巷间的河流上穿行,不仅运客,还作为流动商船售卖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让他想起了家乡威尼斯。
成都乃至四川往北走的道路,在李白笔下是“难于上青天”。但成都周边平原河网密布,水运发达,是轻巧便利的水上蜀道。
锦江在彭山江口镇进入岷江,经乐山在宜宾入长江,通江达海,是成都与省内外的重要通道。
在古代陆路交通落后的情况下,大宗物资需要通过锦江来运输,成都人进出川,走锦江是最佳的水路路线。当年杜甫离开成都,走的是水路,从浣花溪上船,进入锦江南河,再进入岷江。
蜀商们通过锦江把蜀麻、蜀锦等成都特产与各种货物装运到湖北荆州,再转运江南各地,又通过水运把吴盐和各种海货贩运入川。
唐朝诗人卢纶在《送何召下第后归蜀》中写道:“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
从历史上来说,从战国末年起,成都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
在出兵攻打巴蜀前,秦惠王犹豫不决,司马错极力主张灭蜀,认为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主张,命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军攻蜀,这就是公元前316年的秦灭巴蜀事件。
公元前223年,秦国百万大军从成都直接上船,顺岷江和长江而下,一举灭掉楚国,并在两年后统一中国,证明了司马错当年的建议是正确的。
三国时,蜀汉重臣费祎出使东吴,在成都南城门外桥边乘舟,丞相诸葛亮临别赠言:“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此桥因此被称为万里桥。
万里桥名字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据南宋简阳人、官至显谟阁直学士的刘光祖在《万里桥记》中说,相传三国时,东吴使臣张温访蜀后,取水路回国,诸葛亮送他到此桥上,对张温说:“此水下至扬州万里。”所以人们把这桥叫作万里桥。
尽管锦江上建有多座桥梁,但远远满足不了人们交通出行的需求,渡口码头应运而生。
锦城东下路萧然,九眼桥南绿接天
如今,在流经成都城区的锦江上,还保留有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12个码头。这些码头虽然都基本上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只是一个象征,但它们是成都旧日水运繁忙的见证。
严格说来,渡口与码头是有区别的,可以说,码头是由渡口发展而来的。
所谓渡口,是指道路要越过河流,以船渡的方式衔接两岸交通的地点,在古代一般指有船摆渡的过河之地。
而码头是指船只停泊的地方,是海边、江河边专供轮船或渡船停泊,让乘客上下、货物装卸的建筑物。
唐贞元元年(785),在如今合江亭的位置,诞生了一个码头。这个码头,是成都中心城区最著名的码头。
杜甫来到成都后,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写的就是这个码头的情景。
合江亭码头到北宋时荒废,南宋时又恢复使用,一直沿用到清朝。
贞元年间,万里桥一带港运繁忙,客商云集,歌楼酒家,鳞次栉比。
明朝时,九眼桥一带形成客货码头,成为物资仓储转运的集中区。
离九眼桥码头不远处的望江楼,也是一个码头。到清末“民国”初,望江楼码头是送客乘船远游饯行的首选之地。
成都至嘉定(乐山)的舟楫往来频繁,每年上下的大型货运船筏有三四千艘,再加上各种客船,一年往来近万艘。
望江楼码头,是成都中心城区最后一个被撤销的码头。
民俗学家刘孝昌说,望江楼码头地理位置显要,当时川大有一个校区在如今西部空军四五二医院(即成都人说的空军医院)那儿,学生、老师们往返两岸,大都依赖渡船。
除肩负运输川大师生的使命,望江楼码头也是当时成都经济发展的纽带,卖菜的人坐船进城,办事的人坐船出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交通枢纽。
1970年代末,龙舟路修起沟通两岸的公路桥,望江楼码头随之被撤销。
尽管现在穿城而过的锦江水量并不大,但曾经的锦江水面宽阔,江水汹涌有涛声。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对锦江有这样的描写:“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
刘孝昌回忆说,他曾经站在九眼桥上,远远看着地平线上锦江水与天相接,点点白帆逐渐消失在视野里。由此可见,曾经的锦江是多么的宽阔。
尽管成都城里的码头已经仅存在老成都人的记忆中,但曾经的码头对成都社会经济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仍让人难以忘怀,老成都人对此津津乐道。
就在几十年前,环绕成都的府河、南河上,分布着柴、米、油、盐、棉、丝和药材等物资专运码头超过12座。
北门大桥是柴码头。每年夏秋,岷山上的伐木顺水漂下,码头工人在汹涌的江水中把木头钩捞上岸,场面十分惊险。所以北门一带长期存在着木材综合加工厂和木材市场,就是这个原因。
南门大桥是主要的米码头,产自双流、温江、新津一带的大米,在这里储藏、分销。
东门有药材码头、丝码头、棉码头,九眼桥一带则是码头搬运、物资仓储转运的集中区。
每个码头,都形成了一个商业区。码头两岸客商云集,歌楼、酒家鳞次栉比,热闹非凡。
直到1960年代,南门大桥岸边的染靛街仍然餐馆林立,商铺栉比,桥边停靠着木船。
山光水色同天碧,恣意长帆在码头
如今,随着交通的发展,成都城区早已没有渡船的踪影,但在成都周边郊县如金堂、龙泉驿等,仍有渡口码头存在。
相比成都城来说,渡口码头对周边区县的影响力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深入到了城市的骨子里。
新津,一看名字就与渡口码头有关。何谓“津”?《说文解字》解释说:“津,水渡也。”其本义就是渡口的意思。
东汉建安21年(216),犍为郡太守李严开凿天社山,开辟了沟通成都平原与眉嘉平原的新渡口,代替原来汉安桥的旧渡口,皂里江、文井江、布濮水(即蒲水,今南河)三渡合称为新津。
北周孝闵帝元年(557),设置县治,因新渡口而得名新津县。
新津是串起川西平原多条航运河道——杨柳河、羊马河、西河、南河以及岷江的枢纽,是岷江上游物资集散中心和通达成都市内各码头的重要节点。
《新津乡土志》中记载说:“船只栉比,帆樯如林,舟楫往来,欸乃之声不绝。”新津每日停靠船只200多艘,附近州县的大米、食油、盐,成都的百货、五金、丝绸,山区漂来的木材、山货,都在这里往成都周边流转。
双流区彭镇,因杨柳大江(今杨柳河)流经镇内,水运繁荣,彭镇码头成为成都平原有名的水码头,如今被誉为“川西码头文化的活化石”。
史料记载,在水运兴盛时期,附近乡镇的物资在这里集散,河上舟楫往来不绝,四方商贾蜂拥蚁聚,码头每天停泊的船只上百艘。
繁华的水运,让彭镇成为一个繁华的水镇。各种店铺顺着码头两边排开,当地的民间组织红帮把守着码头,过往商船必须停靠码头去拜他们的“码头”。
双流区的古镇黄龙溪,早在1800年前就已是进出成都的必经通道,被誉为“路通彭(山)仁(寿),水连嘉(定)蓉(成都),控省垣之咽喉,达江海之要津”的水运码头,“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
黄龙溪地处锦江与鹿溪河交汇处,河面宽、水势稳,是府河航道上的重要码头,往返成都、重庆、乐山等地的船只大多在这里停泊。
从长江、岷江上行的大船,在黄龙溪镇换装小船,南来北往的商贾、货物,都在这里停泊、中转、换乘和住宿。
应金华、樊丙康主编的《四川历代文化名城》中说,作为重要水运码头的黄龙溪非常繁忙,“府河上往来船只,每日达千艘,日运输货物量在万吨以上,上河下河千帆竞发。”
停泊的上水船只经常有一两百只,排行两里多长;下水船也有近百只,排行到一里外的鸡市坝,船工近3000人。
1960年代,府河航运中断后,黄龙溪的商业才逐渐萎缩。但它身上被刻下了农耕文明的深深印记,备受影视界青睐,有200多部电影曾在这里取景。
在金堂,自古有句民谣:“拉不完的赵家渡,填不满的金堂府。”码头文化是金堂历史上一张闪亮的名片。
五凤溪镇建于五代时期,古时依靠沱江航运,成为连接简阳和成都商道的重要枢纽。有诗云:“富饶美丽成都府,五凤溪头一明珠。”
早在汉唐时,五凤溪镇就已商贾云集、繁荣兴盛。清初湖广填四川期间,大批移民溯沱江而上,在五凤溪码头上岸,定居在附近。
清朝时,成都所需要的糖、盐等,大多依靠沱江水运。商船从内江、简阳而上,停靠在五凤溪码头,再转陆路运至成都。
当时民间曾流行的民谣唱道:“五凤溪,一张帆,要装成都半城盐;五凤溪,一摇桨,要装成都半城糖。”
如今,五凤溪沱江边尚残存一些雕花石块与基址,这是清朝有名的王爷庙,供奉着李冰父子。每到出船那天,船帮、商贾都要到王爷庙中烧香,祈求太平。
成都最后的渡口码头,主要集中在金堂县和龙泉驿湖。随着“渡改桥”工程的实施以及交通建设的持续投入,这些码头、渡口将陆续消失,最终也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估客晚来凝望处,梨花沽酒趁青旗
我们再来说说野渡。关于野渡的诗句中,最为有名的莫过于唐朝诗人韦应物在《滁州西涧》一诗中写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了。
朱申鑿和朱让栩笔下的霁(jì)川野渡,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胡开全先生认为,具体位置不可考,应在当时的成都城外东南方向。
霁,是雨雪停止、天放晴的意思。霁川,胡开全认为应该是晴川之意。
唐朝诗人崔颢在《黄鹤楼》中,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诗句,晴川即指太阳照耀下的江水。
那么,回到霁川野渡的景象中,两任蜀王所说的霁川,有可能是特指锦江流到成都郊外时,有一处地势平缓、江面开阔的地方。那里没有桥梁,但由于两岸往来的行人较多,遂自发形成了一个渡口。
从两任蜀王的《霁川野渡》诗来看,这个渡口并无偏远、人迹稀少的感觉,而是地处村野的渡口,为与商业繁华的城市渡口相区别,故称野渡。
两首《霁川野渡》,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个野渡的发展变化。
朱申鑿的眼里,这个野渡呈现出的景色是很美丽的:“况值沉沉红日晚,正当渺渺碧天秋。”太阳要下山了,但天空仍然碧蓝,一派秋高气爽的感觉。
不过,野渡太小,只有一艘小舟,为北来南去的行人提供往来运输而已。
这一艘小舟,由于往返两岸的时间较长,难以满足行人渡河的需要,使得“行人待渡立沙头”。
在这些行人中,除去当地人外,还有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客。旅客牵着“羸马”,在河面上逐渐升腾起的白色雾气中,静静地等待着渡船的到来。
这样的意境,不由得让人想起元朝著名大戏剧家、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写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古道西风瘦马”,不得不让人怀疑朱申鑿的“白烟隔岸停羸马”,就是借鉴马致远而来的。
时隔近半世纪后,朱申鑿的孙子朱让栩也来到这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繁荣的景象。
这里有了“红亭”,渡船也换成了大船,有“棹”(长的船桨)、“桡”(船桨)。如果还是小船,是用不着船桨的,一根竹竿即可。
在朱申鑿的《霁川野渡》诗中,“北来南去何时歇”,表明当时这里还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野渡,旅客眼看天要黑了,还找不到歇息的地方,不禁惆怅满怀。
但不到半个世纪,旅客如果再次来到这里,就不用发愁了,因为岸边有了餐饮业,甚至开起了酒店,门口挂着表示有酒可喝的青旗。
“估客晚来凝望处”,店老板看到天气晚了客人还没来,不由得把眼睛往渡口的方向充满希望地凝望着。
“梨花沽酒趁青旗”,出自唐朝诗人白居易《杭州春望》诗中的“青旗沽酒趁梨花”。很显然,朱让栩是把白居易这句诗做了小修改,用在这里倒也照样贴切、自然。
胡开全说,两任蜀王的《霁川野渡》,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经济进步情况,尤其是到了朱让栩所在的时代,成都人可以放慢脚步品味诗意的生活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的扩展,两任蜀王笔下的霁川野渡,逐渐消逝,其所代表的锦城十景中的一大景致,再也难觅踪迹,实在令人遗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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