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德亭
每年除夕这天,贴对联是人们必要张罗的事。这一天是承上启下的一天,家家户户,“年”忙得也不差什么了,到墓园里为先人上坟回来,余事不问,先要贴对联。若是家中有未成年的男孩,这件事一定是父子同做的。先将对联打开,打量打量哪是上联,哪是下联,对孩子有个交代;然后揭去上年的旧联,用笤帚轻轻拂去门上的积尘,父子二人一个张贴,一个打下手,一会儿就“新桃换旧符”了。
贴春联在我国已有千年的历史。后蜀皇帝孟昶是春联的“始祖”。孟昶是一位文皇帝,他在位的三十一年,中原干戈不息,而蜀国却是别一番天地,民乐小康,温饱无虞。广政二十七年(公元964年),赵匡胤派两路大军来伐蜀。到了腊月三十,孟昶带头撰写了一副春联:“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贴春联由此成为风俗,由成都传遍中华。设想一下,我们的春节如果没有对联,会怎样?你愿意去想吗?
春联应该是因户而异,所谓言为心声,不同家庭应有不同的表达,这就需要能拿得起毛笔即兴撰写的人,可是这样“喝过墨水”的老先生在农村一天天少起来,卖对联便成为一种“有节气”的生意,可是这些对联的主题,多集中在“财运亨通”“平安福禄”上,有的身宽体胖,贴合了农民“高大门”的需要。这些对联,从集市的小摊上跑到农人的门户上,先声夺人,却总让人觉得少了什么。
每年的春节,我都要徜徉大街小巷赏读春联:“八方财宝进家门,一年四季行好运”,“和睦财生财,平安福中福”,“四海来财生意顺,九州进宝财源广”,“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这样的对联看得多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就不免产生一种审美疲劳,渴望换一种风景养颜提神。
我见到这样几副对联,“白雪红梅辞旧岁,酥风细雨迎新春”,歌颂冬雪,描画春雨,内容健康,永不褪色;“细雨园林梅结子,春风篱落竹生孙”一联不乏诗意美,适合贴上南方人家的大门;“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文章千古事,花柳一园春”,将人的雅量与文人的文章比肩来写,典雅而富情趣;“未须百事必如意,且须六时长见书”,是说人生在世不称意的事儿多,但生活中不能没有书,人生在世不能不读书,对于主人是激励,对于读者可春雨润物。
当优雅的对联在千家万户的门楣上日渐稀缺的时候,却被一些人文旅游景点奉为至宝,为文物旅游和山水旅游增加了“书卷气”,厚植了文化土壤和文风诗韵。在离堆纪念馆(伏龙观),有一副对联,是民国时期一位职员撰写:“此日去庄襄一千余年,潭影波光,夜夜照秦时明月;其水溉益州一十六县,豚蹄杯酒,家家祝太守祠堂。”这副对联是为纪念秦朝蜀郡太守李冰写的,寓事于诗,气势恢宏,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公元前256至公元前251年,李冰职守蜀郡。李冰父子凿开离堆,修筑都江堰,化水害为水利。都江堰至今已历时两千二百余年,成都人民却仍然受益。离堆两千年的潭影波光,仍旧为富庶的成都平原增光生色。故后人自觉纪念李冰太守和他的儿子。为人民谋福祉的,人们心里永远给他留着位置。
现实世界里找得到的东西,书卷里有;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的东西,书卷也会让你到摭拾到。在这个世界里有所爱,在这个冬天里有所读。有人说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我爱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也因为他的文字很接地气,比如春节,比如对联。他在小说《异秉》中写到的我很是喜欢:“这条街上过年时的春联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特制嵌了字号的,比如保全堂,就是由该店拔贡出身的东家拟制的‘保我黎民,全登寿域’;有些大字号,比如布店,口气很大,贴的是‘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小本经营的买卖则很谦虚地写出‘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这样一副春联。”
好的对联有教化人心、化育万物的作用。好对联是有个性的存在,比如养殖户和种粮大户,跑运输的和小本经营的,家有学子和子女成人的,开理发馆的和开小卖部的,各家的春联应各不相同,而共同的旨归就是“欢度春节”,于红红火火的喜庆中还能有那么一点“嚼头”,还能让人品出一点什么,这不是一种排场和奢侈,而是一种回归,是一种神圣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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