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东君与打春牛

元人绘《牧梦占丰图》，牧童放牛时梦见了美好丰年

《事林广记》“立春雨水节气图”

明人绘《牛背横笛》，春之笛音与杨柳吐丝袅袅原野

1911年立春，成都城郊“打春牛”那爱德 摄 王玉龙 供图

“一年之计在于春”。2021年辛丑牛年，立春交节将在2月3日晚上十点过，随着都江堰的汩汩水声，又将是一个天府丰年。在古代传统农耕社会，立春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除旧迎春、拜神祭祖、驱邪攘灾、纳福祈年等庆典均安排在立春日及其前后几天举行。

初二祭东君

据元代华阳人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宋时成都人的新年，正月初一游西门安福寺塔烧香祈福，第二天“出东郊”，参与祭祀的一方长官“早宴移忠寺（旧名碑楼院），晚宴大慈寺”。田况有诗《二日出城》：“初岁二之日，言出东城闉。缇骑隘重乳，淤车坌行尘。原野信滋腴，景物争光新。青畴隐遥坝，弱柳垂芳津。隐卒具威械，祭墦列重茵。俗尚各有时，孝思情则均。归途喧鼓铙，聚观无富贫。”在知府田况的眼里，这一天是成都人祭祀东君和上坟的日子，出行的人们摩肩接踵，鼓铙之声仿佛把人带回古蜀人的祭祀场景，春天的气息已经铺陈点染在了成都平原。

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范成大入川不久就入乡随俗：初一元日安福寺礼塔（《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初二出东郊祭东君（《丁酉正月二日东郊故事》），已经从荣州调回成都的陆游也受邀在列（《正月二日晨出大东门是日府公宴移忠院》）。范成大一行似乎在碑楼院（即移忠寺）过夜，并没有像费著说的那样晚宴大慈寺，其诗《初三日出东郊碑楼院》自注说“故事祭东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是日拜扫”。这一年或在初三日他才参加了成都人祭东君的大典。

东君，日神和春神。“远柳新晴暝紫烟，小江吹冻舞清涟。红尘一閧人归后，跕跕饥鸢蹩纸钱。”范成大记下了他初三日的眼中所见，而从陆游诗句“争门金騕褭，满野绣辎軿”亦可见正月初二日，他和范成大一众官员一早出东门参与成都人出东郊祭扫的隆重与热闹。

百年难遇岁朝春

《岁华纪丽谱》里并没有记载宋时成都人的“立春”，或许在费著看来，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但也有可能初二“出东郊”“祭东君”，就是成都人的立春之祭。

立春，为二十四节气之首，又名岁节、改岁、岁旦等。我国先民的二十四节气最初是依据“斗转星移”制定，当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寅位时为立春。所以有时候是除夕立春，有时候是初一元日，岁朝春百年难遇，老百姓会认为这一年的收成可期，喜气洋洋溢满脸上。先后同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范成大和袁说友，就曾在同一天写有元日立春的诗。立春也有可能恰好遇上初七人日，陆游曾有《立春日》诗自注说“今年以正月十日巳时立春”，刘克庄还有诗说“放灯时候始鞭春”，可见立春从除夕前后到十五皆有可能。

二十四节气是依据太阳黄经度数而定，当太阳到达黄经315°时为立春，于每年公历2月3-5日交节。由于阳历和阴历之间的“阴差阳错”，有时候一年之内会出现两个立春。今天人们将有“双立春”的农历年视为大吉年份，但古代并没有“双立春”和“无春年”之说。

有一年立春后天气很快变暖，陆游《正月六日作》诗说：“今年立春七日耳，暖景温风何迫促。群蛙怒鸣蚊蚋出，蚍蜉插翅飞满屋。儿童便欲觅团扇，我亦汗垢思汤沐。山坡梅花常恨晚，一夕开尽如雪谷。篱边已放桃蕊红，庭下顿长萱芽绿。”诗中描绘的情形，很像如今出大太阳暖洋洋，成都人纷纷出门找地方晒太阳的情况。

吃春饼戴春幡

陆游入川不久曾作诗：“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幡判醉倒。”（《木兰花·立春日作》）立春之日，朝廷用春盘颁赐臣下，而民间也有食用春盘习俗。《宋史·礼志》中记载：“立春赐春盘。”元人孙国敉《燕都游览志》则有：“凡立春日，于午门，赐百官春饼。”春盘是什么呢？南宋陈元靓编《岁时广记》引唐《四时宝镜》载：“立春日食萝菔、春饼、生菜，号春盘。”并说：“京师富贵人家造面蚕，名曰‘探官蚕’。又因立春日做此，故又称‘探春蚕’。”

萝菔即萝卜，明刘若愚《酌中志》记载：“立春之时，无贵贱嚼萝卜，曰‘咬春’。”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说，“今成都面店中呼萝卜为葖子，虽曰市井语，然亦有谓。按《尔雅》曰：‘葖，芦菔也。’郭璞以萉为菔，俗呼雹葖。”这又是一例蜀人古方言虽看似市井俚语，却“大有来历”的证明。明冯应京《月令广义》说：“春饼者，薄剂熔菜肉裹食也。”杨燮的竹枝词说，清代成都人的春饼里面有冬笋、椿芽和韭黄：“无多腊味有春饼，冬笋椿芽间韭黄。”或许后来就发展成了立春所吃的田艾籺，今天川人叫艾蒿粑粑，成都东山、沙河一带的客家人叫“鸟米粿”，为一道民间名小吃。

立春时人们纷纷在发髻上佩戴美丽多彩的“幡胜”“花胜”。南朝范晔《后汉书》曰：“立春皆青幡帻。今世或剪彩错缉为幡胜，虽朝廷之制，亦镂金银或缯绢为之，戴于首。亦因此相承设之。或于岁旦刻青缯为小幡样，重累凡十余，相连缀以簪之。此亦汉之遗事也。”唐时立春日，郎官、御史以上的官员，赐“春罗幡胜”，对宰辅、亲王、近臣，赐“金银幡胜”，入宫拜贺之后“胜”就可以带回家留作纪念。这种习俗延续到了宋代。《宋史·真宗纪二》载：“诏宫苑、皇亲、臣庶第宅，饰以五彩，及用罗制幡胜、缯帛为假花者，并禁之。”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也记载：“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

在民间，这一天“春胜”也成为时尚，民间剪彩做成春幡戴在头上。唐段成式《酉阳杂姐》载：“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幡，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戏之。”欧阳修有诗道：“共喜钗头燕已来。”王曾《春帖子》说：“彩燕迎春人鬓飞。”像南宋临安一样，立春这天的成都女子，或许也都喜欢用彩纸绢帛做春幡、春胜、花胜，并缕以金线，色彩相错，剪以紫燕黄蝶之类形状，赠送亲朋与爱人。这一天，看着大街上的花花绿绿、花枝招展，辛弃疾兴奋地说：“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汉宫春·立春》）。

打春牛 劝耕祈丰年

立春又称为“打春”。《楚辞·九章·思美人》说：“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乡下俗谚则说“春打五九尽，春打六九头”，而在“数九歌”中，“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春天，在一打一开中悄然而至。唐宋时，有鞭打春牛、送小春牛等习俗，表示劝农春耕和祈求一年丰收，故又称“鞭春”。打春当从鞭春而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和吴自牧《梦粱录》分别记载有北宋开封、南宋临安的鞭春习俗：“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栏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明人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也有对万历、崇祯年间宫廷“春场”的记载：“东直门外五里，为春场……是日，塑小牛芒神，以京兆生舁（抬之意）入朝，进皇上春，进中宫春，进皇子春。……府县官吏公服，礼勾芒，各以彩仗鞭牛者三，劝耕也。”

“芒神”既是木神，又是春神和谷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唐阎朝隐诗云：“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其身高三尺六寸，象征农历一年的三百六十日，手上之鞭长二尺四寸，代表一年二十四节气。据说，芒神的衣服以及腰带的颜色，甚至头上所束发髻的位置，也要按立春日的五行干支而定，如寅卯日白衣红腰带，巳午日黑衣黄腰带，亥子日黄衣青腰带，辰戍丑未日青衣白腰带，申酉日红衣黑腰带。大约宋时，“芒神”已经与《楚辞》中的“东君”重叠混淆，所以范成大说成都人出东郊“祭东君”。

范成大《鞭春微雨》诗说：“幡胜丝丝雨，竹歌步步尘。一年新乐事，万里未归人。云薄竟悭雪，酒浓先受春。送寒东作近，惭愧耦耕身。”晁冲之《立春》诗写：“自惭白发嘲吾老，不上谯门（城楼）看打春。”陆游则有诗道：“立春新戏岁，最先理农器。”宋时成都立春鞭春，也当在东门城郊。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比范成大早20年在成都为官的绵竹人何耕，在其《录二叟语》中说：“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鞭）春，所从来旧矣。其说盖微见于《吕令》而详于《续汉礼议志》，大抵先王谨农事之遗意也。”他亲眼见过成都“鞭春”场景：“将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优、休儒、百伎之戏，迎所谓芒儿土牛以献于二使者，最后诣尹府，遂安于班春之所”“黎明，尹率椽属相与祠句芒，环中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讙哗攫攘，尽土乃已。”最后土牛打碎，人们纷纷捡拾碎块回家，放在犁具、蚕筛等农具之上，以祈一年风调雨顺、谷粒满仓，“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何耕还说“岁率以为常”，每年都是这样祭祀的。

到了清代，这种风俗依旧由官方主导，各地都“塑小牛芒神”。让廉《京都风俗志》记载：宫前“东设芒神，西设春牛”。礼毕散场之后，“众役打焚，故谓之‘打春’”。清人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道：“春鞭文彩甚迷离，竹作筋骨纸作皮。一自春官携在手，任他人物两相宜。”刘沅《蜀中新年竹枝词》则说：“看灯末了又看春，喜见芒神结束新。细辨衣冠和角色，一年生计在农人。”“闻道新官不要钱，迎春春戏定如前。花冠绣履闲收拾，早与尔曹购彩鞭。”杨燮《锦城竹枝词》则记录了嘉庆年间，成都人抬着土牛出东门“迎晖”立春打春、后面跟着踩高跷的歌舞队伍的热闹场景：“迎晖门内土牛过，旌旆飞扬笑语和。人似山来春似海，高妆女戏踏空过。”大约1911年春，四川高等学堂的外教那爱德拍有一张珍贵的“打春牛”照片，纸糊的“土牛”前一草扎牧童做牵牛状。打春，意味着成都人的春天，从一条耕牛开始。

林元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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