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在宋代成都的十变五化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马千笑/手绘

造纸与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是我们祖先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宋代的成都是我国造纸业的中心地区，也是印刷业的中心地区，还是全世界纸币的发源地——

成都早在唐代，造纸业就已经闻名天下，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当时成都所产的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用纸。李肇《翰林志》记载，唐朝公文限用蜀产黄麻纸和白麻纸书写，并须按不同的用途分别使用，不得相混。《新唐书·艺文志》载，当时政府每月要给掌管图书、秘书工作的集贤书院学士“蜀郡纸五千番”用于抄录书籍，五千番就是五千张，仅集贤书院一个机构一月就有如此之多的消耗量，还不算皇帝诏令和官府文书用纸，可见当时对成都麻纸需求量之大。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1分册《纸和印刷》第32章明确指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

宋代成都所产纸张性价比相当高

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从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的岗位上被宋孝宗召还，五月二十九日由成都合江亭起锚，取水路东下，沿岷江，穿三峡，于十月抵达临安（今浙江杭州）。他在都江堰看见过伏龙观的墙壁上有孙太古画的李冰父子像，笔法超妙，气格清逸，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孙太古即孙知微，眉州彭山（今眉山市彭山区）人，字太古，又字思邈。对的，正是药王孙思邈的“思邈”。或许就是为了避免名称上的混淆，宋人大都叫他孙太古或孙处士。他画艺虽精，却耻为画师，官府一旦访求他，便遁迹而逃。最后逃到青城山，见白侯坝赵村水重竹深，特别适合取法自然以助其画兴，就非常满意地隐居了下来。

在范成大之前，还有另一位成都知府也是孙知微的“粉丝”。宋太宗淳化年间，张咏出知益州，听闻了孙的大名，便下重礼邀请，结果也没能如愿，因为根本就找不到孙的踪迹。一次，听说孙知微正在成都寿宁阁上画壁画，张咏不带侍从立马徒步前往，可没等他走拢，孙就扔下笔溜掉了。从此，张咏再也没有机会拜会孙知微了。一直到卸任还朝，张咏途经剑阁时，路边突然出现一个村童，献上了孙知微的两幅《蜀江出山图》。刚要打听孙的下落，那个村童已飘然远去。终其一生，张咏都将孙画珍之若至宝。

在宋代的成都，孙知微的壁画倒有不少，但流传出来的纸本画作却稀少而珍贵。比张咏年少的、孙的眉州老乡石昌言也有幸收藏了一幅《缚虎图》，将它与怀素的书法作品等四件稀罕物一同视为镇宅之宝，梅圣俞、司马光等名家均叹为观止，纷纷写诗赞美，艳羡之情溢于言表。比如，司马光《和梅圣俞咏昌言五物·缚虎图》诗云：

孙生非画师，趣尚颇奇伟。

为人少谐合，不肯畜妻子。

时时入深山，信足动百里。

萧然坐盘石，尽日曾不起。

精心忽有得，纵笔何恢诡。

万象皆自然，神工相表里。

流传落人间，万金易寸纸。

君家缚虎图，用意尤精致。

虽云锁纽牢，观者犹披靡。

昔闻刘纲妻，制虎如犬豕。

系之床脚间，垂头受鞭箠。

孙生傥未见，画此亦何理。

明知非世人，羽化实不死。

愿君佗日归，置之成都市。

必有乘槎人，庶几能辨此。

最后四句，用严君平辨认支机石的典故。支机石，即宋祁《成都》一诗所谓“云藏海客星间石”，宋时在严真观中，传为西汉张骞误入天河偶遇织女，织女以支机石相赠，令回成都问严君平便知原委。司马光言下之意：孙知微的《缚虎图》不仅万金难换，简直就跟那支机石一样非世间之物。

万金易寸纸，是纸因画贵。事实上，宋代成都所产纸张的性价比还是相对高的，换言之，是较为便宜的。

范成大在成都只用蜀纸办公

蜀纸，又称川笺、蜀笺。“蜀笺体重，一夫之力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贵川笺，盖以其远，号难致。然徽纸、池纸、竹纸在蜀，蜀人爱其轻细，客贩至成都，每番视川笺价几三倍。范公在镇二年，止用蜀纸，省公帑费甚多。且怪蜀诸司及州县缄牍必用徽、池纸，范公用蜀纸，重所轻也。蜀人事上，则不敢轻所重矣，此以价大小言也。”这是元朝进士、成都人费著《蜀笺谱》里的记载。

蜀纸为何重呢？《蜀笺谱》这样解释：“《易》以西南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于蜀者，视他方为重厚，凡纸亦然，此地之宜也。”五行家把地理方位跟八卦相挂钩，蜀在西南方，西南于八卦属坤位，所以成都又称“坤维”，例如范成大《水调歌头》词：“万里筹边处，形胜压坤维。”坤代表大地，故有重厚之性。成都既为坤维，所以出产的纸也比其他地方的重厚。

重厚之外，宋代蜀纸还有坚白之性。苏东坡认为：“成都浣花溪水清滑胜常，以沤麻楮，作笺纸，坚白可爱。数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扬州有蜀冈，冈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谓与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冈尽而水发，合为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纸，与蜀产不甚相远。自十年以来，所产益多，工亦益精。更数十年，当与蜀纸相乱也。”又说：“川笺取布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佳。”浣花溪水含铁量低，悬浮物少，硬度不高，抄出的纸张细薄坚韧、洁白光滑。其他地方仿造蜀纸，因水质不如浣花溪好，所造纸张的质量始终不佳。

唐宋时期，今安徽的长江以南地区划分为三个州，即宣州、歙州和池州。三州均为唐宋两朝重要的纸产地，造纸业极为发达。当时，歙纸的产量最高，名气在全国同行业中也位居榜首，宣纸、池纸则次之。即便如此，通过王安石《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诗》一诗可知，池纸也是会“方船稳载献天子”，首先要供给皇家选用的。徽纸即歙纸，竹纸乃浙江产的越纸。

外界宝贝蜀纸，是因为蜀道难而远，蜀纸又重，运输不易，难以大量获得，所以物以稀为贵。所以，当陆游的好友、四川总领查元章从成都送来蜀笺千张，王十朋会非常感动，并作《查元章自成都走书至江陵并贶蜀笺附子》一诗回报说：

芝兰道山旧，邂逅夔江边。

会合止半载，别离又经年。

君犹滞使轺，我忽移霅川。

东归不及见，西望心悠然。

尺书走健卒，追上江陵船。

慇勤赠远意，药百纸以千。

我老苦多病，得药年可延。

静思苦口味，奚止沉疴痊。

但非造楼手，误辱文房笺。

待将君诗文，传写千万篇。

而徽纸、池纸、竹纸比蜀纸轻，颇受成都人尤其是各级政府部门欢迎，商家见有利可图，便贩至成都，每张以高出蜀纸将近三倍的价格出售。范成大到成都上任后，见蜀中诸司及州县办公缄牍必用徽纸、池纸书写，大大增加了财政开支，便带头使用体重而价低的蜀纸。当了两年成都知府，他就用了两年蜀纸，仅此一项，就节约了不少公费。

谢公笺：宋代成都文创产品

蜀笺之中，数薛涛笺最为出名。它虽然创制于唐代，但到了宋代社会，依旧时髦而风行。张元干《小重山》词云：“薛涛笺上楚妃吟。”李彭老《木兰花慢》词云：“梦云飞远，有题红、都在薛涛笺。”张炎《台城路》词云：“薛涛笺上相思字，重开又还重折。”诸如此类，是明说。方千里《夜游宫》词云：“但依稀，写柔情，留蜀纸。”周邦彦《塞翁吟》词云：“有蜀纸、堪凭寄恨，等今夜、洒血书词，剪烛亲封。”诸如此类，是暗指。司马光《太博同年叶兄纾以诗及建茶为贶家有蜀笺二轴》诗云：

西来万里浣花笺，

舒卷云霞照手鲜。

书笥久藏无可称，

愿投诗客助新编。

这里的“蜀笺”、“浣花笺”，指代的也都是薛涛笺。

黄庭坚的岳父、成都府路提点刑狱谢景初制作的“谢公笺”，名气远逊于薛涛笺。现存的文献，好像只有《蜀笺谱》一家在说：“纸以人得名者，有谢公，有薛涛。所谓谢公者，谢司封景初师厚，创笺样以便书尺，俗因以为名”“谢公有十色笺：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即十色也。”

唐时，成都已有十色笺，被称为“十色花笺”或“十样蛮笺”，著名诗僧齐己（863—937）《谢人惠十色花笺并棋子》一诗可以旁证。谢景初（1020—1084）的十色笺或许只是对前人相同技艺的改进，所以《蜀笺谱》曾推测道：“杨文公亿《谈苑》载韩浦寄弟诗云：‘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谢公笺出于此乎？”杨亿（974—1020）虽是宋人，生活时代却远远早于谢景初，十色花笺或十样蛮笺也是谢氏出生前就已普及的产品。尽管辛弃疾（1140—1207）的生活年代晚于谢景初，其《贺新郎》词“十样蛮笺纹错绮，粲珠玑、渊掷惊风雨”，指的仍旧不是谢公十色笺。陆游（1125—1210）写成都的《汉宫春》词“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亦然，也是说的十样蛮笺。

尽管如此，谢公笺仍不失为宋代成都的一项文创产品。谢公笺至少有一点和薛涛笺一样，那就是：“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蜀刻纸书：相当拿得出手的馈赠品

“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这说法是有考古证据的。1944年成都东门外望江楼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一份“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内容乃《陀罗尼经咒》，年代约在唐至德二年（757）左右。说明早在八世纪，成都已经流行刻版印刷和纸本印刷品。

两宋时期，刻板印刷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北宋的首都开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阳也相继成为刻板印刷的重镇，而四川始终居于全国的中心地位。家刻、坊刻、官刻遍布全川，统称“蜀刻”。家刻，一般多指读书人和藏书家以个人或家庭的名义参与的刻板印书；坊刻即书铺经营的刻板印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即坊刻。官刻，是官府或官员操办的刻板印书。

宋代四川刻板印刷业的中心，又非成都莫属，其中的“龙爪本”尤能享盛誉于世。用坚韧而富有弹性的槐树的园艺变种“龙爪槐”木料来雕刻书版，以此印刷出来的书籍，谓之“龙爪本”。宋代四川广都费氏刻本《资治通鉴》便是“龙爪本”的典型代表，版式疏朗，字大如钱，墨香纸润，是蜀刻里的精品。

成都官刻的精品，则可以《开宝藏》为例。《开宝藏》是中国第一部木刻汉文《大藏经》，也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南宋沙门志磐《佛祖统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敕高品张从信往益州雕《大藏经》板”；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经》板成进上”。历时13年，刻成雕版13万余块。这部工程浩大的《大藏经》，因“奉敕雕造”于开宝年间，又称《开宝藏》；因刻于成都，又称《蜀本藏》。其中《佛说阿惟越致遮经》残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有“大宋开宝六年癸酉岁奉敕雕造陆永”等字样的题记。这位陆永，应该就是宋代成都众多“雕匠”中的一员。

“宋时蜀刻甲天下”，蜀刻纸书一度是相当拿得出手的馈赠品。宋代七大刻书家之一的陈起就曾将一套蜀刻《史记》送给大诗人后村居士刘克庄，并作《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一诗云：

昏聩嗟耳目，管弦堂上调。

世事每相背，秋月虚良宵。

涓吉拟登龙，疾雨惊风飘。

祢刺不得前，东睇心旌遥。

近履传康强，变体笔更饶。

风响虽时接，未若亲闻韶。

忆昔西湖滨，别语请教条。

嘱以马迁史，文贵细字雕。

名言犹在耳，堤柳凡几凋。

兹焉得蜀刻，持赠践久要。

会晤知何时，霁色审来朝。

交子：纸的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世界上第一批纸币，也是在宋时的成都印刷的，而且用的是成都的楮纸。春末夏初，剥取楮树皮制成的纸张，谓之楮纸。所以，宋人常将纸币称作“楮币”或“楮券”。例如，方回《忆我》诗云：“朝廷易楮币，百姓骈叹吁”；华岳《述怀》诗云：“楮券不堪供虏币，沙筹那解足军粮。”

薛田《成都书事百韵诗》云：“文翁室暗封苔藓，葛亮祠荒享豆笾。货出军储推赈济，转行交子颂轻便。”交子，就是这些楮纸币的正式名称。交子的出现，在世界经济史、印刷史、美术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成都有一条“交子街”，跟薛田一样，都跟交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薛田，字希稷，河中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北宋时的经济学家，为交子的成功转型、顺利发行作出过蜀人不该忘却的贡献。他才是真正的“交子之父”，而非张咏。

当时，“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于是，十六户富民成立了“交子铺户”，制楮为券，联合发行了私交子，以便贸易。换《宋史》的话说，即：“蜀用铁钱，以其艰于转移，故权以楮券。”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出现不法之徒伪造交子并进行诈伪活动，引发了信用危机。时任知益州的薛田便上奏朝廷，建议国家设立专门的纸币管理机构，由政府印发交子。几经周折后，到了天圣元年（1023），宋仁宗终于接受了薛田的建议，在成都设置了我国第一处官办交子务“益州交子务”，此时的知益州已换成了寇瑊。次年二月二十日，即公元1024年4月1日，政府终于发行了正式的纸币——官交子，这比1661年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西方最早带有现代钞票性质的纸币早了六百多年。

福州诗僧释慧空（1096—1158）有《送僧三首》，其中一诗云：

蜀川老觉家潼川，怀中交子是铁钱。

三年听讲大慈寺，执卷问之不识字。

三年参禅大隋山，盖龟劫火犹顢頇。

瞿塘忽放铁船下，不问滟澦堆如马。

逆风使过荆湖南，焦荔林中来放憨。

同风莫倚闽与蜀，饮水更须防蛊毒。

这怀中的交子应该就是官交子。

“大观元年五月，改交子务为钱引务。”设“监官一员，元丰元年增一员；掌典十人，贴书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铸匠二人，杂役一十二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始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绍熙五年，始创抄纸场于寺之旁，谴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杂役三十人。”可见，宋时印制纸币的楮纸由朝廷派来的京官监制，抄纸工人也全都纳入政府编制，抄纸场规模不小，仅位于成都城西净众寺一处的员工就近百人之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成都金融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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